程庸在德國斯圖加特納高拍賣行鑒定文物。納高是歐洲第三、德國第一大拍賣行，經常舉行以中國文物為主題的拍賣。

    認識程庸很多年，只知道他是上海一家媒體收藏版的資深編輯，卻不知道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文物軍師”。
　　近年來，在國家文物局啟動“國寶工程”回購流失文物的同時，我國民間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出國搜尋流散在外的中國文物。程庸作為中國文物協會、中國古陶瓷協會的會員，對文物深有研究，因此經常被一些民營企業家聘為“軍師”出國尋寶。
　　他説，這些年，去了好幾趟歐洲，跑了十幾個國家，看了二十多個博物館與文物市場，感觸良深，沒有想到在異國他鄉能見到這麼多中國古老的藝術。雖然在未去歐洲之前也讀過相關的文章，但百聞不如一見，親歷現場才感受到中國文物就像文化種子、華夏后裔一般遍佈世界各個角落。如俄國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盧浮宮以及法國巴黎市立博物館、荷蘭國立博物館等，都收藏了大量的中國文物。

　　“撿漏”是衡量一個藏家能耐的關鍵

　　國外的拍賣會、古玩交易會、古玩市場等地方，是我國“民間尋寶團”蒐集中國流失海外文物的主要目的地。程庸説，穿行在歐洲的大街小巷，尋找一件件流落於此的中國文物，時有機會“撿漏”，這聽起來充滿了刺激、浪漫，還有點為國爭光的意思，但事實上，刺激浪漫並不多，常見的是充滿險情，要是一不小心花了大價錢，買了贗品，除了鬱悶，還在異國他鄉丟了臉面。
　　買古董的麻煩在於沒有標價，一件古董雖也有約定俗成的價格，但通常不為人知，古董商遂可以任意開價，可能高開，也可能低走，如果遇到了後者，就是“撿漏”。“撿漏”是衡量一個藏家能耐的關鍵。
　　有一次，一位香港企業家邀程庸去倫敦參加一場拍賣，這位企業家雖然不辨古董真偽，但心氣品味甚高，又聰明穎悟，一眼就看中一件乾隆粉彩官窯瓶，如果東西是真，就想要。瓶子無論從製作、紋飾上説皆少見，起拍價30萬，採用低價策略，旨在吸人眼球。程庸前前後後把瓶子看了個仔細，心裏將瓶子的最高價預設在200萬，包含着高額佣金。
　　第二天上午9點，拍賣會開啟，乾隆官窯瓶子尚未登場，程庸突然不放心，找到拍賣公司老闆，請求讓他到倉庫裏再看一眼。老闆很有教養，很客氣地親自陪同他去倉庫。程庸再看了一遍那個官窯瓶，感覺甚好，但最後不經意地注意起瓶子底部一個小標牌，輕輕掀開，發現裏面有一塊開裂，幾乎脫落，這開裂與整個底部的開片連在一起。
　　“是故意這樣遮蓋？還是無意？如果從工藝上説，乾隆粉彩燒造技術十分成熟，出現這類脫釉，未必次品，但絕非完美。花百萬買一件古董，應該盡可能是完美無瑕。”程庸心想。於是，他把原來的預設價降低到100萬。
　　拍賣會上，乾隆官窯瓶子按序號被推出以後，香港企業家參與競買，有人先出30萬，他出32萬，有人跟35萬，就這樣一直競價到100萬，仍有多個買家競爭，香港企業家懷疑程庸的預設價太低，不經他的同意又舉手：120萬，仍有人跟價；香港企業家還想舉牌，程庸接過牌子壓在大腿上，&&放棄競拍；到180萬無人跟拍，拍賣師才落槌。
　　事後，程庸跟那位企業家解釋道：競拍這類高價的古董，不能盲目地跟隨場上氣氛，萬一有人做場，必會上當。預設即使有錯，也只能放棄。過了一段日子，程庸各方打聽，果然了解到那個最終買家已發現瓶子有瑕疵，認為買上當了，虧了一半價。

　　“撿漏”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程庸説，淘古董這行當有些特別，不像大多數行業，你吹個牛皮，行為虛誇，可以糊弄一陣子，但古董這行，你咋咋呼呼，沒有眼力冒充金剛鑽，那麼吃虧的就是你。到海外淘寶，歐洲懂行的專家也很多，要想從他們手中“撿漏”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有一次，一位外國古董商邀請程庸為他的公司鑒定一批收藏的中國文物。到了公司，程庸着實吃了一驚，滿屋子佈置得金碧輝煌，中間中式、西式傢具混居，上面擱置了不少中國明清木器擺件，兩邊都是老柚木歐式玻璃櫥，裏面擺滿了各類工藝品。除了歐洲工藝品外，大量的中國文物躺在裏面，而且精品不少，除了瓷器，其它類別的也有，如清白玉雕花梅瓶，竹雕十八羅漢松形槎，明朝晚期的景泰藍瓶。中國瓷器裏面還混了不少日本貨，如典型的日本薩摩繪人物瓷器，也十分精美。
　　程庸一邊對中國古董逐個作出評估，一邊試探這位外國古董商是否懂行。他很快感覺到，主人表面虛心地請教，其實也在觀察他是否有真能耐。從問藏品的價格就可看出，這位古董商開出的價很少有漏的，包括對贗品的開價，十分適中。一件朱碧山的名作銀槎，開門見山的倣品，朱碧山的作品極其名貴，存世不過幾個，若拍賣上百萬元完全可能，而這個古董商開價兩萬元，顯然這是倣品的價。可見，要想從這種十分內行的古董商手裏撿漏，很難。
　　此外，從跳蚤市場的現狀也可看出歐洲人的懂行。程庸曾到過好幾個跳蚤市場，如巴黎、奧地利、荷蘭、列支敦士登等，並不像原先所想象的那樣，珍貴的中國文物隨處可見，恰恰相反的是幾乎沒有；即使有，也不過是普通的民國貨。真正的好貨在哪？都在上面提到的那一類十分懂行的古董商手裏。

　　“雖然收回流散文物很難，但我們應有決心”

　　“雖然要收回這些流散文物很難，但無論怎樣，都不應妨礙我們去買回這些文物的決心，我之所以動情與固執的理由，與每一個國人一樣，就是血管裏涌動着對自己的文化與生俱來的熟稔與親情。”程庸説。
　　這些年，在赴海外淘寶的同時，程庸還寫了一本書，具體描述中國文物藝術影響歐洲三百年，名為《國風西行》。他説，在近代西方文化影響中國之前，中國的文化就曾長時間地影響過歐洲。中國藝術影響、傳播歐洲的過程中，中國瓷器立下了汗馬功勞。中國瓷器具有很高的文化象徵意義，如果只注重玩賞器物本身，只注重其價格的潮漲潮落，這樣的玩賞游離了它的真正內涵。古代遺留下的藝術品，越來越被看作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物質文化與精神領域的標杆，而且是最有説服力的標杆。
　　在寫書的同時，程庸還很想建立一本“賬簿”，這賬簿既要記載中國古老的藝術四處播散的輝煌歷程，如明朝的瓷器出口貿易做得紅紅火火，其中的精品多被外國頂級的博物館“供奉”着；也要記載某些流失的文物的背後，隱藏着中國幾百年來屈辱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