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舉行的改革開放30年之文學話題研討會上的信息顯示，我國目前每年出版長篇小説超過1200部，但僅半數左右能進入市場流通，另一半因各種原因，被市場放棄。新華社記者：陳飛 攝

　　中國文學在當下如何發展？11月中旬，30多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聚首浙江溫州，進行“這個時代的寫作與批評”論壇。
　　莫言、賈平凹、范小青、蘇童等活躍於當今文壇的作家，以及陳思和、南帆、陳曉明等文學評論家談了自己的看法。他們在言談中，透着對文學現狀的焦慮和進一步繁榮中國文學的熱切希望。

　　文學邊緣化？

　　一次大型書市期間，《北京文學》名譽社長章德寧曾在鬧市街頭進行隨機調查，包括兩個問題：“你喜歡閱讀文學期刊嗎？請寫出兩個刊名。”結果絕大部分受訪者&&不看文學期刊，而&&閱讀文學期刊的人中，約90%的人寫的刊名是《讀者》和《青年文摘》。
　　這個結果讓章德寧感到悲涼。她説，文學的影響力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從閱讀量和寫作量考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據章德寧説，目前，全國文學類期刊有800余種。另外，書市的銷售量在攀升；除了正式的文學出版物外，網絡化寫作和閱讀方興未艾。
　　既然如此，文學界為什麼有“邊緣化”感覺呢？
　　章德寧舉了一個例子。她曾去一個營業面積很大的大賣場參觀，在賣場最偏僻的角落找到書刊銷售區，那裏有幾百個攤位，可經銷文學期刊的卻寥寥無幾。“這很有象徵性。”她説，“在人們當下的需求中，文化需求儘管不小，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文學在其中的比重更低。”
　　文學評論家潘凱雄認為，當下“這個時代”面臨着市場化挑戰，市場化代表着極度商品化、娛樂化和多元化，多元化的背後又是極端個性化，同時數字化和網絡化帶來寫作方式變化，由此帶來市場分眾。原來由有限的文學出版來劃分的市場被多個主體搶佔，因而感覺趨向“邊緣”。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面臨選擇：變成精英小圈子？走向大眾？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從理論角度對“文學邊緣化”進行了解讀。他説：“30年來，文學由大合唱到獨唱到哼唱，越來越個人化，越來越與時代疏離，但是這也越來越符合時代的精神以及文學的本義。文學已經不能成為民族狂歡的工具，這反而使它能夠回歸本真。”
　　福建師範大學教授南帆説：“對於‘文學邊緣化’的問題，我越來越不焦慮了。因為除了在特殊歷史時期外，文學從來都不是最強勁的聲音。”

　　作家如何把握時代脈搏？

　　作家李洱承認自己很困惑。他説：“似乎只有在上世紀80年代，文學界人人都是進化論者，當時的寫作者都認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一定比今天好；90年代以後，小説和批評都比80年代好，但是人們似乎對創作越來越不滿意。作為一個寫小説的人，我越來越感到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文學的創作跟時代究竟有沒有關係？”
　　作家莫言數十年筆耕不輟，並不斷獲獎，對於時代脈搏的把握，他説：“變革的時代眾生喧嘩，令人眩暈。作家隨便找一個角度想詮釋這個時代，馬上會有成百上千的反例把你淹沒。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對時代的把握跟所有人都一樣，不能夠高出半分。”
　　陳思和説：“30年前，儘管我們對時代把握不清，但自己覺得很清楚，作品斬釘截鐵。現在，正因為思考越來越深入，所以創作者對時代的把握反而越來越難。近期的優秀作品中，如范小青的《赤腳醫生萬泉和》、阿來的《塵埃落定》、賈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勞》，敘事者都是傻瓜一類的角色。為什麼會這樣？關鍵是作者對時代的把握不自信。”
　　對於文學創作如何把握時代，作家蘇童拿一個比喻作解答：在美國作家費契的小説《收音機》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一部壞了許久的收音機，維修後突然能收到整棟大樓住戶的飛短流長。他説：“作家就是社會的收音機。壞掉了，什麼也收不到；具備能力，就能把接收到的東西真實呈現；發生奇蹟了，還可能放送出意想不到的東西。真正的傑作很可能是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産生的。我願作一個放送地方頻道的收音機。”
　　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指出：“對時代難以把握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新問題，魯迅、周作人在他們的時代都遇到這樣的問題。他們是通過對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歷史與現實的對比研究來尋找答案的。文學既要‘左顧右盼’也要‘向後看’。”

　　出路在於堅守與創新

　　作家余華在長篇小説《兄弟》的後記中寫道：“一個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一個中國人只需40年就經歷了。400年間的動蕩萬變濃縮在了40年之中，這是彌足珍貴的經歷。”
　　在這樣一個時代，文學該如何走？
　　作家和文學評論家都説，既要堅守，又要創新。
　　堅守的動力是對文學的熱愛。作家蘇童在其《尋找燈繩》中説：“我和所有同時代的作家一樣小心翼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尋找一根燈繩，企望有燦爛的光明在剎那間照亮你的小説以及整個生命。”
　　女作家范小青認為：“儘管目前純文學的閱讀和寫作相對小眾，但是對於整個民族來説，文學的缺失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儘管我們這個民族目前整體閱讀水平還偏低，做文學可能比較寂寞，但一旦擁有，就會得到很多。愛好文學的人可以把它當成生命裏的一盞燈，即使照不多遠，至少可以照亮自己。”
　　創新讓文學有新出路。“事關生存問題，要有實用主義立場，看看我們還能做什麼適應時代的改進，以保證自己以及文學的生存。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真正積極的舉措。”潘凱雄説。
　　文學評論家程永新説：“張藝謀20年前就提出‘文學馱着電影走向世界’。近年來，我國電影、電視的水平越來越高，實際上文學的發展是其基礎，得到市場認可的電影作品如《天下無賊》《集結號》等都脫胎於小説。一些大賣的影視作品是先鋒文學理念的體現，如電視劇集《武林外傳》，是後現代主義解構的文本。純文學圈或許感覺有些冷落，實際上，一大批搞文學的人去做影視了，從這個角度講，文學非但沒有沒落，反而得到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