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當鋪李”，位於北京東直門北小街內的門樓胡同3號、5號，原為李姓人開設的當鋪。其門上部有一碉堡狀磚砌方樓，為瞭望&，上有六孔，可以瞭望、守衛。因形似炮&，又屬李氏，故俗稱炮&李。現為東城區重點保護文物。

我國典當業誕生於晨鐘暮鼓的寺院。劉昱蓮/繪

　　提要：我國典當業從南朝起步，經唐宋明清到近代，在1500餘年的歲月裏，經歷了一個産生、發展、輝煌、衰敗和復蘇的歷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昔日的典當業突破塵封又重新出現，成為市場經濟中一個新亮點。這使得我們不能不去追尋它以往的足跡，為今日典當業的健康發展總結其歷史的經驗。

　　古代典當業源頭不是西周或春秋戰國，東漢也只是萌芽階段。
　　關於我國典當業的起源，是一個眾説紛紜的話題。英國1988年版《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記載，中國的典當業在兩三千年前就已出現。《美國百科全書》也説，中國的典當業可追溯到西周前後。美國典當協會發布的資料認為典當業至少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古代中國。西方國家之所以認為中國的典當業發源於西周，原來是把《周禮地官》中的“質人”誤解為典當業的“以物質錢”了。
　　在國內，學術界也見仁見智，有些人主張我國典當業始於漢代，另一種觀點認為典當業發源於南朝，這是大多數學者的意見，而且也是有史可證的。那麼，典當業産生於南朝並不是一件突然而然的事，必定有一個形成的過程，這些蛛絲馬跡就存留在東漢。《後漢書》卷73《劉虞傳》記載：公孫瓚奉命討伐烏桓，受幽州刺史劉虞節度，在一次戰鬥中，劉虞把朝廷賞賜之物“典當胡夷”，被公孫瓚奪回。但“典當”一詞出現在後世，不可能在後漢就已經使用。寫《後漢書》的范曄是南朝時期的人，他是否用當時的詞語表述東漢的事情，但仔細查詢南朝也沒有“典當”一詞，而普遍稱典當為“質”。據此有些人認為東漢出現典當業不可信，但也不敢就此斷言，因為東漢許慎編撰的《説文解字》中，將“贅”解釋為“以物質錢”，如果當時沒有類似後世典當的事情發生，他也不會作出這樣的解釋。另外，《西京雜記》中有“以衣裘貰酒”的記載，即用衣服為抵押，賒賬買酒，屬於私人之間的一種抵押行為。這些蛛絲馬跡，既不能否定東漢有典當行為，也不足以斷定中國的典當業發源於東漢。因為東漢即使有此類事情也屬個別現象，沒有普遍意義，況且當時也沒有典當機構，沒法稱為典當業。
　　由此可知，我國典當業的源頭不是西周，也不是春秋戰國時期，東漢時期也只能説是古代典當業的萌芽階段。

史料記載，典當業之源，最
早出現在南朝寺院，當時稱“寺庫”。

　　三國兩晉之後，我國歷史出現了南朝和北朝，黃河以北是北朝，長江以南為南朝，南朝由宋、齊、梁、陳四個小朝代依次更替，歷時169年(公元420—589年)。這一時期，北方戰亂不止，南方相對安定，經濟文化比較發展，為典當業的産生創造了條件。
　　不過，出乎意外的是，我國典當業誕生在晨鐘暮鼓的寺院。南齊時，駙馬都尉褚淵，官至司徒，深得齊高祖的厚愛，賜給他白色貂皮坐褥、發巾、犀角梳子和外國進貢的犀牛坐騎。褚淵一生清廉，愛接濟百姓，家無余財，就將這些賜品質於招提寺。褚淵死後，其弟褚澄，用11000錢將其贖回。南梁時，稱著鄉里的甄彬，曾經用一束苧麻到長沙寺庫當錢，贖回時發現苧麻中夾有五兩金子，以布巾包裹，他立刻歸還寺庫。寺庫感激不盡，以一半送給甄彬，作為酬金，往復十余次，甄彬堅決不受，成為歷史上一段佳話。梁朝新野人庾詵，性格爽朗，愛好林泉，不治産業，樂以助人。鄰人被誣陷為盜賊，官府下令罰款，他為之憐憫，用書質錢二萬，令門人稱為其親，代之繳納。這些記載都説明南朝寺院經營典當業的事實。
　　南朝有典當業，而且金銀、衣飾、麻，甚至牲畜和土地皆可為抵押品。那麼，在北朝是否有典當業出現，以前沒有人提及，想必也是有的。如北魏太和時，姚坤“舊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後來去贖遭到僧侶的陷害。但從史料記載來看，北朝的典當業顯然沒有南朝多。
　　唯寺院經營典當業是南北朝時期所獨有的，也是這一時期典當業的一個鮮明特點。所以，清代呂種玉早已斷言，作庫質錢取利，“唐以前唯僧寺為之”。
　　不知是巧合還是規律，西方國家的典當業也是發跡於宗教界。歐洲經營典當業的是公元前7世紀的巴比倫寺院。紀元前675年，意大利的寺院金庫在埃西利亞經營存款和放款。平民金融機關的典當，1198年初創於意大利的僧侶中。
　　典當業為什麼首先産生在寺院？這與南朝佛教發達有密切關係。從東晉開始，南方的佛教就很發達，東晉時有寺院1768所，南朝又不斷增加，梁朝發展到2846寺，都城南京的寺院就有500余所。杜牧在《江南春》一詩中描寫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煙雨中”，可知佛寺的興盛。寺院不僅佔有眾多的房舍、土地、佃戶，而且擁有大量的金銀、貨幣，寺院為了壯大經濟實力最早經營典當。所以史書記載，南朝僧侶們經商贏利，成為司空見慣的事。南朝寺院經濟力量雄厚，是僧侶放債的基礎，而百姓因戰爭日益貧窮，當錢度日成為生活的需要，於是典當業就在“普渡眾生”的寺院裏悄然而生。

從隋唐五代起，典當業從寺院
走進尋常百姓，這是唐代典當業的一個顯著特色。

　　這一時期，寺院的僧侶們不僅繼續經營着質庫，而且社會上的官僚貴族、富商大賈也開始經營典當業，唐代以來出現了寺庫質貸與社會典當相互並存和競相逐利的局面。
　　唐代經營典當業的有好多部門：一是“質庫”。質庫是專門經營典當業的，將物送於質庫，換錢以歸，在約定的期限內，付息還本，取回原物，否則物歸質庫所有。二是“櫃坊”。櫃坊本來是專門為商人和官僚儲存錢物的店舖，官僚富商為了安全和避免搬運的麻煩，常常將錢物存於櫃坊保管，櫃坊根據存放者所出憑證代其支付，收取一定的櫃費，是中國歷史上銀行的開端。櫃坊為了牟取厚利，常常以質庫、質舉和舉貸等方式兼營典當業，甚至從蹴櫃逐漸轉化為典當業，故史書上稱為“僦櫃質錢”。對此，著名史學家胡三省解釋説：“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之外，復還子錢，謂之僦櫃”。從胡氏的解釋看，蹴櫃與當鋪已沒有什麼區分了。三是“寄附鋪”。寄附鋪本來是受託寄賣物品的商鋪，在利潤的驅逐下，也開始兼營典當業，甚至把質貸業作為了主業。所以時人常把寄附鋪稱為質鋪，或者直稱質庫。另外還有“質舍”等經營典當業的形式。
　　從經營主體來看，唐代首當其衝的是富商大賈。當時揚州有個王四舅的巨富，資本雄厚，但不露面於市，揚州的富商大賈，要開質庫和酒樓，只要得王四舅一字，就暢通無阻。這一時期，官僚貴族開質庫的非常多，如顯著一時的太平公主，質庫數年徵收不盡。各地軍界的首領節度使、觀察使也紛紛列置當鋪，以食利息。如五代的節度使慕容彥超據守兗州，開了一個質庫，有個人拿了一些外表用銀包裹的鐵塊即“鐵胎銀”前來質錢。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上當受騙，於是計上心來，揚言質庫失盜，讓人們紛紛贖回抵押品，從中發現了那個騙子。除了私人開辦的典當業以外，還有政府機關開辦的典當業，如後唐時京城汴州城內就有不少“公私質庫”。由於貴族、官僚開辦的質庫太多，受到皇帝的指責，唐武宗在赦文中也説到：“朝列衣冠，或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但在利益面前，皇帝的詔令也顯得蒼白無力。
　　唐代典當業已達到了普遍的程度，它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之中。唐代名妓霍小玉，與進士李益一見鍾情，李益為官後負盟棄玉。霍小玉資用屢空，常常令侍婢將服玩之物，貨賣與西市寄附鋪。另外一個名媛李娃，為了與郎拜佛祈求孕嗣，乃質衣於肆，以備貢物。杜甫的《曲江》詩中寫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呂岩在《七言》詩中説：“一領布裘權且當，九天回日即歸還。”白居易也有典當內容的詩作：“走筆還詩債，抽衣當藥錢”。甚至封建政府在財政困難的時候也盯上了典當業，唐德宗時，向蹴櫃借取質錢，四分取一，得二百萬。
　　唐代的典當業走向市井，並非寺院就不經營典當業了，而是比南北朝更加興旺。有的寺院收當家資牛畜，還有的收押不動産。由於寺院牟利無厭，致使皇帝不得不下詔書，禁止寺庫廣佔求利，侵奪疲人。
　　從上可知，唐代典當業發展的特點：一是打破了唐代以前由寺庫獨家壟斷典當的局面，形成了官、民、商、寺多頭並舉、競相逐利的發展勢態。這是唐代典當業最大的一個特色。二是形式多樣，百花齊放。在經營形式上，有專門經營典當業的，也有兼營的；在抵押物品上，有的以動産或不動産為抵押，也有以契據為抵押；在資本來源上，有的借用他業的資財流通，有的是官僚貴族投資，有的是富商大賈的余資，還有的是政府機構的官本。三是當戶不拘一格。有市民、農民、商人、村婦等各色人等，不僅有窮人，而且也有富人和官吏。四是典當業與人們的經濟生活越來越密切，成為民眾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唐代是中國歷史的鼎盛時期，社會、經濟和文化都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國家不僅改變了秦漢時期“重農抑商”的政策，而且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寬鬆的條件。因此，唐代的富商大賈十分活躍。當時的揚州，“富商大賈，動逾百數”。大商賈的財産和資本不可勝計，如江陵的郭七郎，長安的王酒胡，都是一方首富。他們常常捐資為國家搞修建，王酒胡曾出資三十萬貫修京師朱雀門。後來又要重修安國寺，安國寺有鐘樓，皇帝命撞一下出一千錢，王酒胡連撞一百下，往寺裏運錢十萬貫。因其富有，皇帝也敬他幾分，唐僖宗在寺中與其同食齋飯，這在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商業的發達是唐代典當業發展的基礎。
　　從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典當業走下佛&，深入市井，從局部發展到全社會，成為封建社會典當業的産生和發展期。特別是唐代典當業的迅速發展，為宋元典當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是中國典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