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經濟參考報》“深度”版刊登的《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的一組調研報道引發了社會巨大反響。在引發社會對收入分配不公詬病的幾大因素中，理應成為調節收入差距的稅收杠桿被認為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拉大了貧富差距。《經濟參考報》記者進一步的調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稅收監管在富貴階層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區”，由此造成了貧富階層實際稅負不公。
　　有關專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決對高收入者的稅收監管難題，出臺再好的政策也將是一紙空文。應在加強稅收徵管的同時，設計更合理的稅制結構以改變目前稅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現的“逆調節”，避免“該收的收不上，不該收的‘挖地三尺’”的稅收困局。

　　許多富人是靠偷稅漏稅迅速發家的

　　這家當地最大的檳榔企業被政府視為關係地方穩定的重點企業，平日基本不允許政府職能部門進入企業檢查。企業主自己也特地養了好幾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門，防止人員擅自闖入。

　　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杠桿，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遼寧、安徽、湖南等地採訪時發現，這一杠桿在調節高收入群體前卻有些“失靈”，高收入群體稅收“管不住”已經成為各級稅務部門面臨的普遍難題。
　　記者在湖南採訪時獲悉當地一起令人震驚的富人逃稅案。在湖南某地有一家當地最大的檳榔企業。由于企業解決了當地3000人的就業，被政府視為關係地方穩定的重點企業，平日基本不允許政府職能部門進入企業檢查。企業主自己也特地養了好幾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門，防止人員擅自闖入。
　　如此一家戒備森嚴、備受保護的企業，卻不斷被舉報有嚴重的偷漏稅行為。為此，當地國稅部門在縝密的前期調查後，聯合公安部門對企業進行了一場突擊檢查。在公安部門的支援保護下，稅務稽查人員迅速進入企業，封存了財務電腦，結果發現企業向稅務部門申報的銷售額為1900余萬元，而實際銷售收入高達2個億。更令人意外的是，企業內部還專門設有一間金庫，堆放著成箱的現金，用于日常交易，以躲避稅務部門對企業的賬戶監控。
　　“1900萬元與2個億，相差10多倍，這中間的稅收流失十分驚人。如果沒有突擊檢查，這部分錢就直接進了企業主的腰包。”參與此次稽查的湖南省一位稅務幹部由此發出這樣的感嘆，“現在的富人不是照章納稅發展起來的，很多是靠偷稅漏稅迅速發家的。”
　　這家檳榔企業的逃稅經歷典型反映了目前稅收杠桿的“調高”無力。不少基層稅務幹部表示，由于對高收入群體監管困難，使得許多高收入群體沒有按章納稅，産生了很多爆發戶。一些企業一年利潤幾千萬元，但納稅只有一點點。很多開礦的千萬億萬富翁稅收也少得可憐。此次如果無人舉報，這家檳榔企業同樣難以監管，巨額稅收就化為個人財富。
　　湖南耒陽市是有名的煤礦産區，煤老板眾多且十分富有。基層稅務幹部也表達了同樣的無奈。當地國稅局副局長羅利翀表示，現在地方的大老板很多，可是由于無法準確掌握這些人的資産狀況，因此稅收也很難落實。
　　按照規定，耒陽市一個煤礦企業正常不僅要繳企業所得稅、增值稅，企業主還要交個人所得稅。但是現在由于企業通過做假賬虛報銷售額和不開發票等手段，逃避稅收監管，使得一部分人沒有按章納稅。為此，去年耒陽市專門組織了一次專項治理，結果一下擠出9000萬元的稅收增幅。“如果沒有進行專項整治，這9000萬元就裝進了煤老板個人的腰包。”羅利翀説。
　　除了通過虛報收入、不開發票等虛假手段逃稅，一些納稅人還利用現有的稅收制度漏洞“合理合法”逃稅。遼寧省地稅局個人所得稅處副處長朱江天介紹，現在很多企業老板採用各種手段偷逃稅款，增加個人財富，而稅務部門由于徵管手段跟不上，很難查處。如，目前針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負責人，通常是按照其獲得企業利潤的20%進行徵稅。但很多老板為了避稅，盡管企業利潤已經很多了，但卻長期不進行分配，個人的購車、購房、吃喝等開支都從企業出賬。這樣，盡管個人工資收入很低，但卻是實實在在的高收入群體。對此，稅務部門也只能眼睜睜看著，十分無奈。
　　一些納稅人還通過多頭“收入”來逃避稅收。遼寧省本溪地稅部門就曾查處一起個案，當事人共有七處收入，每處都低于2000元納稅起徵點，這樣盡管每月拿著萬元以上的收入，卻不交稅。

　　對一些小餐館收稅只簡單數桌子、點人頭

　　不少稅務幹部承認，為了完成稅收目標，他們只能把著力點放在容易徵管的企事業單位和小企業、小攤販身上，該收的不該收的都想方設法收上來，“挖地三尺”收“過頭稅”的情況並不少見。這幾年稅收徵管的矛盾和摩擦越來越多，主要來自于與小戶的稅收徵管矛盾。“事實上，我們也覺得不合理。”基層稅務幹部無奈地表示。

　　該收的收不上，但稅收的任務卻是層層下達，年年增長。為此，稅務部門就只好對不該收的稅“挖地三尺”。這就造成稅收對中低收入者管控苛刻，甚至出現收“過頭稅”的情況。
　　據介紹，目前稅收徵管對小規模納稅人管得過死，扼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目前國稅增值稅中小規模納稅人起徵點已由過去2000元調整到現在5000元。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目前5000元的起徵點對很多小規模納稅人而言也顯得過于苛刻。
　　湖南省國稅局辦公室主任周方平給記者算了筆賬，以小規模納稅人起徵點為5000元算，達到5000元銷售額就要徵3%的稅，即150元，這150元是不管企業是否掙錢都一定要交的。可實際上，即使企業利潤高達20%，5000元的銷售額也就1000元利潤，除去房租、水電可能所剩無幾甚至虧本。因此，對小企業而言，這種稅收無疑加重了企業的負擔。
　　再以營業稅為例，名義上是按稅率徵收，但因為很多企業通過不開發票來逃稅，所以，稅務部門通常對餐飲、零售、修理、洗浴等服務行業的中小企業改行定額徵收，根據預定的“稅收增收目標”確定納稅定額以及逐年遞增的比例，以此實現營業稅收入的超常規增長。這種徵管方法扭曲了營業稅，使之變異為“人頭稅”或“戶頭稅”。因此就出現了對一些小飯店和小餐館收稅時，不管實際經營狀況，只簡單數桌子、點人頭的情況，這種不顧實際情況的簡單徵管不同程度加重了一些小企業主的負擔。

　　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稅收“逆調節”亟待扭轉

　　很多受訪者表示，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資源和關係偷逃稅款，由此進一步增加其財富集聚的速度。而本應獲得稅收支援的中小企業和小商販，卻被迫課以重稅，發展速度和步伐緩慢。這無疑會導致富者越富，窮者愈窮，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調節收入分配。

　　有稅務幹部表示，目前稅收徵管的難點主要是企業老板、自由職業者等高收入群體。一方面，由于這些企業和個人善于利用目前市場交易和稅收徵管的漏洞，進行避稅逃稅。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企業對解決地方就業發揮了較大作用，因而不同程度受到了地方保護，也影響了稅收徵管。這就造成原本國家該拿的拿不到，個人應繳的卻不用繳，國家與個人口袋分配失衡，稅收調高的杠桿未能發揮有效作用。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稅收杠桿本應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桿，現在卻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這種“逆向調節”的副作用亟待引起關注和扭轉。現在往往是越基層經濟越不發達的地區，稅收徵管越加劇貧富、地區的差異。突出表現為，稅收徵管部門對中小企業的苛刻稅收。正是這種對中小企業的苛刻稅收削弱了中小企業的競爭能力、盈利能力和工資增長的能力。
　　周天勇説，他曾專門對國內外千人擁有企業數進行比較發現，一個國家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的數量多少，與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成反比，數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小，反之，數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大。因為小企業一般是勞動密集型的較多，可以改善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在GDP中的分配關係，實際也會改善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所有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數量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較多。
　　根據其計算結果，目前國外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企業數平均為50多家，中等發達國家也有20余家，而中國只有12家。國內數據分析的結論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少的地區，比如説貴州、甘肅等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不到兩個，城鄉差距就大，基尼係數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業數量多的地區，比如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等地，城鄉差距明顯小，基尼係數也較低。
　　“不合理的稅賦不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為企業員工的收入增長、福利增長設置了巨大的障礙，從而進一步拉大了中小企業員工與國有大企業、三資企業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這種現象必須盡快得到扭轉。”周天勇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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