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雖然漫長，但一生中真正對自己産生巨大影響的良師益友卻可望而不可求。捫心自問：我們自己又能成為誰的良師益友呢？”這是履新江蘇銀監局局長的於學軍早年在紀念他的博士生導師、陜西財經學院院長江其務先生時寫下的一段文字。這篇飽含緬懷先師之情的7000字長文，彰顯出於學軍的學者本色。

以文會友

　　記者認識於學軍時，他還是深圳銀監局的局長。經常採訪證監局的同事説，於學軍為人隨和，很專業，採訪他會收穫良多。
　　很快，記者就領教了於學軍的專業。2005年7月22日，深圳銀監局召開例行的年中工作會。會議準時開，準點散。來的都是各家金融機構的頭頭，幾乎沒人遲到，也沒有多餘的寒暄客套和程式化的議程。時間不長，但務實高效，這也是深圳銀監局監管工作的一道風景線。
　　那天正值我國宣布匯率改革，因此會議資料臨時增加了於學軍此前寫的一篇文章——《一切歸結為匯率》，讓大家參考。當時中國經濟面臨的形勢是，在連續兩年GDP高速增長9.1%、9.5%的基礎上，繼續向上衝，而陸續採取的“有保有壓”、“有疏有堵”、“區別對待”等宏觀調控政策效果有限，這讓各方都感到一些不踏實。於學軍卻敏銳地發現了其中一些與我國以往歷次經濟過熱的表現完全不同、也有悖於經濟學原理的非同尋常之處，因此大膽地提出：這種高增長的困惑和無奈緣於匯率。人民幣匯率定價不準確，是解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一切矛盾現象的鑰匙。正是由於匯率估值過低，才使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國際熱錢大量涌入，固定資産投資高漲、出現房地産泡沫；正是由於匯率過低，才使得中國商品在國內經濟過熱的情況下，仍保持了出口的持續強勁增長，並且順差巨大；正是由於匯率過低，才使得大量搶購國際能源、原材料等資源的情況下，外匯儲備仍表現為鉅額增加；也使得中央銀行不得不因收購過多的外匯資金而吐出大量的人民幣基礎貨幣，從而使貨幣供應量增加過多，同時令利率工具難以使用，加大了我國宏觀調控的難度。進而，由於利率無法較大提高，才出現了負利率現象，在事實上鼓勵投資。找到了這把鑰匙，於學軍自然而然地從改革匯率形成機制角度入手，提出了宏觀調控的若干建議。
　　7月28日，本報刊載了這篇署名文章，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不少讀者打電話詢問作者的工作單位希望與之交流，其中既有研究機構，更有國家決策機關。
　　此後兩年間，於學軍新作不斷。這些作品包括：《2005年深圳金融形勢分析與2006年預測》、《監管工作的新進展與新思考》、《歲月深處的記憶——深切緬懷導師江其務》和《根源：美元主導下的貨幣膨脹──兼議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2006年深圳金融形勢分析與2007年預測》、《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幾個認識問題》以及他在2003年和2004年完成的《景氣已經來臨謹防房地産泡沫》和《經濟已經過熱謹防通貨膨脹》兩篇論文。
　　於學軍的作品主要包括兩個主題，一是有關本職監管工作，二是針對宏觀經濟。前者屬於官員守土有責，後者則是學者的本性使然。
　　《景氣已經來臨謹防房地産泡沫》發表時，有許多研究機構及學者對經濟景氣是否來臨莫衷一是，不少人還在擔憂通貨緊縮的影響是否過去，於學軍卻提出我國經濟不是“景氣有望來臨”，而是“景氣已經來臨”，並且要密切關注經濟過熱，謹防房地産泡沫。這是較早提醒房地産泡沫的文章之一。
　　《經濟已經過熱 謹防通貨膨脹》與《景氣已經來臨 謹防房地産泡沫》一脈相承地提出，改革開放前20年的經驗數據不足以判斷現在的經濟形勢。特別是在對通貨膨脹形勢的判斷方面，於學軍認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格局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總供給與總需求在一般消費品領域已從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並且存在物價統計上的諸多不合理因素，因此僅僅以過去的經濟增長率和物價漲幅作參照係來衡量和判斷今天的經濟情況已不合時宜了。他大膽預測，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將主要來自生産資料價格漲價的作用。
　　今天的事實證明，他的上述幾個判斷確有先見之明。
　　2006年8月，於學軍另一篇論文——《根源：美元主導下的貨幣膨脹》問世，進一步對我國宏觀經濟過熱的“謎團”進行解碼。他抓住外匯儲備劇增這個最為突出的變量因素，深入剖析後得出結論：中國近幾年出現的經濟過熱和投資膨脹本質上並不是人民幣自身投放過多所致，而是由美元主導下的貨幣氾濫引發的，中國實際上成為美元全球氾濫的最大受害國。在這種情況下，控制貨幣膨脹的閘門並不在中國央行手中。文章發表後，同樣引起巨大關注。有外電評論認為，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將經濟過熱歸因於美元的氾濫。
　　而於學軍2007年8月完成的論文《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幾個認識問題》，是他對近幾年宏觀經濟的總結性陳詞。洋洋近3萬字，表達了這樣幾個觀點：首先，凈出口是本輪經濟過熱增長的源頭，而固定資産投資規模膨脹只是一個表象。因此，針對固定資産投資&&的調控政策治標而不治本；其次，流動性過剩由外匯儲備鉅額增加形成，其國際大背景是美元的過濫發行，人民幣性質已發生變化，呈現出“美元化”特徵，並直接反映到經濟運行中，因此僅靠收回銀行系統的流動性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第三，近期呈現出來的通貨膨脹起因並非豬肉漲價這麼簡單，而是由於境外需求引起的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是一種全新的通脹類型。第四，雖然凈出口是本輪經濟過熱增長的源頭，但本質上卻不是一個貿易問題，而是貨幣即匯率問題。在厘清了經濟過熱的根源後，於學軍有的放矢地提出了政策建議，其中既包括治“標”的進出口政策，又包括治“本”的匯率體制改革，以及與之相關的貨幣、財政政策改革建議，並描述出一幅人民幣自由化路線圖。
　　而最近，於學軍又對治理通貨膨脹深入思考，一篇新的文章已躍然紙上。
　　從2003年到現在，一年一篇，於學軍以他的筆，完整地記述和分析了中國經濟近7年的運行情況，從現象到本質，從問題到解決辦法，不知不覺中他的研究已然自成體系，並逐步得到了延展和完善。

文以載道

　　讀於學軍的文章，既覺得令人信服，又讓人不禁為他捏一把汗。
　　之所以説讓人服氣，原因在於每每文中會有大量的數據、表格、圖形，來支持那些與眾不同的觀點，且思維縝密，邏輯嚴謹。深圳銀監局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於學軍長年訂閱並收藏經濟金融類期刊。遇到問題時，他總要想想事情是如何發展過來的，與以往有何異同。雖然對過去的情況記憶猶新，但他仍會不斷翻閱這些期刊。
　　當然，於學軍的嚴謹還得益於其導師江其務先生的教導。他自己曾這樣寫道：三年的學習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除了要繼續深造各項專業課程之外，還要每年至少公開發表10篇論文，是要求發表論文最多的博士點。此外，江老師還要求每個學生的畢業論文都要單獨成冊出版，為此大家常感到負擔沉重。
　　但是，於學軍的觀點從不人云亦云，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勁頭。譬如，在談到近幾年宏觀調控效用有限的原因時，於學軍直截了當地指出，經濟運行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遇的新情況、新問題，而我們並未找準經濟增長的脈搏。實際上，我國經濟患上了血液病，而宏觀調控卻把它當感冒來治，自然不解決問題。在討論CPI增長過快時，他曾鮮明地提出絕不僅僅是糧食豬肉等食品漲價這麼簡單。而談到匯率形成機制、強制結售匯、黃金管制等制度時，他直陳其過時與僵化，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究竟是什麼使於學軍有如此的勇氣和執着？
　　1982年，於學軍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是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大學生。在內蒙古自治區計委、區黨委工作七年後，他被調到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工作，歷任調查統計處處長、辦公室主任、副行長等職，2003年後成為深圳銀監局首任局長。
　　於學軍有兩個業餘愛好，一是打乒乓球，認真到要利用休假自費到國家隊集訓的程度；另一愛好就是調研和寫作，其程度絕不亞於打球。
　　有人披露了於學軍的一段小故事。2003年，有媒體稱人民幣在香港積壓了700億元甚至1000億元。他卻早已在2001-2002年直接到香港調查，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香港不存在人民幣積壓問題。理由是，2001年深圳的現金投放量佔了全國的44%，2002年達到43%。假如真在香港積壓了這麼多人民幣，就會“運”到深圳來，深圳就會體現為現金回籠而不是投放量巨大。從2001年開始，內地訪港旅客每年達到三四百萬人次，看來是帶了幾百億元的人民幣去香港，但實際上香港到內地來購物、投資者達到四五千萬多人次，帶回的人民幣大大超過了帶去的，因此香港對人民幣現金的需求量遠遠大過供給量，根本不存在大量現金積壓這個問題。後來，這個説法得到證實，報刊關於這個問題的炒作也從此煙消雲散了。
　　於學軍説，研究對他來説就相當於有人喜歡攝影、打牌、下棋一樣，並不覺得為難或困難，只是一種生活方式而已。在一篇文章的後記中，於學軍寫道：“由於無法掌握整塊時間，本文的寫作是在斷斷續續中完成的，從仲夏到深秋。”其間有幾次記者因採訪打過電話去，秘書告訴我，他已連續幾天從早晨忙到深夜，連正常的休息時間都沒有。於繁忙的工作中騰出時間做學問，其投入可見一斑。
　　於學軍不僅自己鑽研，還帶動銀監局形成濃重的學習風氣。2004年，深圳銀監局創辦了《深圳金融監管》作為交流監管心得的平台，當年即編印了45期，2005年、2006年更分別達到90期和110期。這一數量相對於該局110余名在編工作人員而言，是一項巨大工作，也是幹部智慧的結晶。銀監會系統對此也頗為認同，不少會領導曾對其中的研究報告給予批示。
　　難道他所做的這一切，僅僅是出於學者著書立説的願望嗎？恐怕絕不限於此。記得一位社會科學專家曾將知識分子分為三類，其中一類是介入型知識分子，他們具有專業知識才能，在價值觀念上採取積極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導引的立場，努力為社會提供一種價值尺度。而且，盡量地使自己對社會的關注保持在理性批判的水平上，但也常有強烈的現實批判。雖然用這種表述來形容於學軍並非很貼切，但我覺得在他身上體現的正是這種對社會的關注和參與。他的每一篇文章緊貼實際；每一項政策建議，又飽含真知灼見。
　　於學軍首先是一位官員，他以其求真務實的工作風格，通過其職業影響着社會。在深圳銀監局，他提出的工作環境標準是:團結和睦、五湖四海、公平公認、進取向上、嚴格認真、講求職業化、專業化、規範化和負責任。對轄區的監管對象，他的理念是“把監管當服務、以監管創新來推動金融創新和提高監管效率。”因而，他深得同仁和同行的尊敬。同時，於學軍還是一個學者，多年來他勤奮鑽研，筆耕不輟，試圖將更多的智慧貢獻給這個社會。譬如，在《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幾個認識問題》一文中，他提出我國可能會於2009—2010年發生經濟震蕩，因此必須從現在開始，就要想方設法使經濟實現“軟着陸”。而他正在做的努力就是，大聲疾呼，引起重視。其背後，袒露的正是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
　　令人欣慰的是，像於學軍這樣的官員越來越多了。他們理論素養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對經濟的觀察入木三分，對舊制度的弊端不麻木，對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不懼怕，心態開放，樂於適應變化，並通過自己的言行一點一滴地影響和改變着社會。這些人不知不覺地成為我們的良師益友。
　　這正是中國的進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