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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説過去30年，浙江經濟創造了某種奇蹟。但是現在看來，由世界經濟衰退演繹的外部衝擊，由外部衝擊引出的國內宏觀調控政策基調大逆轉，或許會導致浙江經濟奇蹟的“告一段落”。弄不好可能會終結奇蹟、弄好點兒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得以延續。但無論如何，浙江經濟奇蹟，浙江模式都面臨着調整。目前有許多不利因素在削弱以往催生浙江經濟奇蹟的基礎性動因。
第一個約束是制度因素。
所謂“浙江模式”的核心內涵，是以民營化為先導，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民營經濟擴展是浙江“奇蹟”的原始動力之一。但是，民營經濟的前進卻遇到了天花板。
這種天花板，首先表現在目前的准入領域問題上。如果以國民經濟三次産業作為線索判斷，迄今為止的中國經濟僅在“一個半”産業獲得了有限的突破，第二産業和半個第三産業。即便在半個第三産業裏也是非主體行業，比如商品批發與零售、公路及內河航運、餐飲、旅游服務以及建築等。
尚未突破的“一個半”産業是第一産業（農業）和第三産業的主體行業。其中“一産”受制於土地制度的制度安排，區域改革與創新權限有限；而“三産”的主體行業，諸如金融、主體運輸（從公路網到鐵路運輸，從航空到遠洋運輸等）、電信、電力等等，受到“超地方政府”力量的控制，民營資本無法涉足或集聚。
天花板的另一個表現，是國有資本的“進”以及國企壟斷程度在一定意義上的加強。很多地方的“審批制”悄然回潮，國企財力大增，大型國企借重組、並購等名義提高壟斷度。而這一切，都與浙江模式以往路徑所倚重的民有、民營方式相悖。
第二個約束是産業轉型。
理論上説，産業升級包含産業間和産業內兩個層次。國民經濟三大産業之間有産業重心的轉換問題，比如過去中國經濟實際是以農業第一産業為主，目前第二産業是重心，而美國發達經濟體則是第三産業為重心。在産業內部也有結構升級問題，尤其是二、三産業內部。
對於一個國家的某一個地區來説，先行工業化大國的區域工業化經歷還表明，一個地區産業重心的轉換往往經歷三個階段的升級：第一個階段是商業時代，哪個地區控制了商業網絡，便在區域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第二個階段是製造業時代，哪個地區率先形成製造業中心，便在區域競爭中佔據優勢地位；第三個時代是金融時代，那些率先形成金融中心的地區，便在區域競爭中居於不敗之地。
客觀地來分析，在中國發展至今的前兩個階段，浙江都佔有優勢，上世紀80年代率先建立了龐大的商業營銷系統，上世紀90年代率先建立了龐大的製造業體系。然而到了第三個階段，浙江卻面臨着困局，最大的困局來自“三産”主體行業的國有壟斷。
壟斷行業中的大型國企具有準“上級”政府的影響力，地方政府難以駕馭。這方面尤以鐵路、能源供給、通信以及金融等壟斷行業的影響力為最。別的不説，單是“超地方政府”對軌道交通建設的壟斷與控制一項，就極大地束縛着區域經濟發展和民生的改善步伐。鐵路等軌道交通是陸上最為經濟、最為安全同時也最為環保的運輸手段，也應是浙江這樣的經濟發達省域率先選擇的運輸系統，但由於超地方政府力量的壟斷，地方政府無權自行規劃與修建，結果其發展遠遠滯後於區域經濟發展的要求。地方政府被迫成天“折騰”馬路，而無權修建一寸鐵路。
第三個約束是區域城市化。
最直接的約束與高房價&&在一起。目前浙江區域城市房價總體水平高居全國前茅，國際比較來看，目前浙江一些中等城市的房價水平，已經達到乃至超過了日本關西類似區位的小城市房價。而如果以人均收入與房價水平之比來計算比較，浙江大中城市房價與大眾收入之間已經形成了巨大的缺口。
高房價最大的一個後患，是造成了對浙江城市化的巨大約束。據筆者觀察，浙江以往城市化路徑模式，以“老闆進城效應”為基本動因。先是大大小小的老闆“進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戶。跟在他們後面的，則是成千上萬的打工者，他們也渴望在城市安居樂業。這原本是城市化的“古典模式”。但目前在浙江卻遇到“狙擊”：成千上萬的鄉村老闆的確率先進城了，並在城市購房買地落戶生根了，但跟在他們後面的“打工者”無力購房，只能“望房興嘆”，要麼依然奔波於城鄉之間而“離鄉不離土”，要麼以“農民工”身份屈居城市“邊緣人”之列。“古典城市化”到此打住了。
第四個約束是區域經濟開放。
區域層面的經濟開放屬於國際化與區際化並行的“二重開放”。浙江區域經濟開放的路徑，是從區際化到國際化，國際化後來居上。目前看來這一路徑也要告一段落了。
實際上自2008年以來，推動浙江區域經濟開放重心的國際化導向因素已經減弱，取而代之的則是相反的因素。國際市場方面，附加值製成品的國際市場趨於飽和，擴張空間越來越小，受到主要貿易夥伴政策的打壓越來越多，貿易凈福利銷蝕殆盡，這中間浙江佔了很大的份額。政府政策方面，即便在此次衰退發生之前，中央政府就已經開始花力氣刺激內需了，鼓勵出口抑制進口的貿易政策調整率先&&，2008年之前多次降低出口退稅率就是最明確的信號，只是後來突然發生的危機打斷了這種政策調整。
（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