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貨幣不僅僅是一般等價物和交換的媒介，還是價值分配中的平台。如果説人民幣目前通過其價格機制主要參與國內不同利益主體間的剩餘價值的分配，而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則早已超越了美國國界成為國際剩餘價值分配的主要平台。從剩餘價值分配的角度來看美元這一隱藏的功能，正好可以解釋人民幣升值勢頭、通貨膨脹壓力、熱錢涌入等表面矛盾的問題的內在統一邏輯。
從微觀層面上看，經濟問題主要是以最少成本投入實現最大的剩餘價值産出，這是廠商考慮的核心問題，講究的是效率優先。從宏觀層面上看，政府要考慮在既定的産出下實現全社會的分配公平與和諧。在一國貨幣還不是世界市場交易、清算和儲備貨幣時，政府公權力在宏觀層面的特別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將國內産出的剩餘價值留在國內，或者以國際商品和貨幣貿易的形式通過比較優勢實現剩餘價值最大化。可以説，沒有成為世界市場交易、結算和儲備貨幣的國家，其生産力或者綜合國力在國際商品和貨幣交易中相當於“簡單勞動”，而世界貿易中其貨幣具備結算和儲備功能的國家相當於“複雜勞動”的國家，
“簡單勞動”國家的剩餘價值被轉移到“複雜勞動”的國家，其實是國際經濟發展中強權邏輯的結論，是重商主義的現代版本。
站在國際時空上回望，以往三十年間我國考慮多的是如何爭取産出的最大化，而由於處於“簡單勞動”的地位，剩餘價值在利益分配過程中被美國等“複雜勞動”的國家拿走了。中國要擺脫這樣的命運，不僅在科學發展中要實現産出最大化，還得在和諧社會上實現協同效率最大化。和諧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自然的協同全面的和諧。只有在全面和諧的核心價值下，才有可能實現科學發展，實現低成本的基礎上産出最大化，對國家、對社會、對國民乃至對世界的價值創新和貢獻最大化。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我們建設和諧社會，需要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繼續前行，還得考慮如何在全世界分配和諧的問題。因為如今要實現利益分配上的均衡，實現國家與社會分配關係有利於産出最大化，不僅僅是國內産出的最大化和這種産出的國家保護問題，還得利用國際資源，使得國際利益分配格局逐步形成有利於我國的分配機制。
這種機制的形成，當然首先要建立在國家內部的科學協調發展上：
第一，如果內部從和諧的分配實現經濟進步，産出提高，就能為中國製造的國際定價尋找出新路徑，就有可能取得對外利益分配上的和諧。一國利益的均衡分配，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動態發展過程中，對於不同勞動生産率之單位與個人利益的“均衡”分配。當我們形成了國內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自然的全面和諧時，我們在産業進步上就有可能出現突飛猛進，就能由“中國製造”轉向中國設計、中國品牌，就有可能以國際市場為杠桿實現大大低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生産效率的質的提高和飛躍。
第二，國家內部利益均衡是建立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民心工程，如果和諧社會是建立在均衡利益基礎上的，這種和諧將是有效率的，將會成為推進科學發展的“社會自然力”的基礎。馬克思關於在社會分工下提高生産力的理論，將是國家産業發展和創新的理論源泉。一國的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由協作和分工所産生的生産力，不費資本分文，這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這種生産力所以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是因為它不是通過人力、物力、財力等生産要素的投入來增加産出，而是通過對生産力要素結合的社會組合形式的調整來增加生産效率，即通過企業內部和整個社會生産的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來增加生産，取得更大的企業效益和社會效益。在現代國際分工背景下，一國生産力的高低，不僅是科技力量和其它生産要素的重新組織，它需要以科技力量為基礎，全面整合經濟社會甚至政治、軍事、文化力量，使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形成最有效率的協同效應。這種在分工基礎上的科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自然的協作，將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生成的重要組分，也是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堅強後盾。
由筆者的上述分析自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一國的社會自然力或者組織力成為國際競爭中的實力的時候，經濟的發展不僅是本國資本的投入，還可能組織起世界性資源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如果進一步，我國的社會自然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組織力量的共同協調作用的話，將會形成經濟發展的協同效應，將大大擴展經濟學的“利益”概念，最終形成一國民族共同體利益與世界其它民族國家利益“分配”的協調關係。就我國當前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單項實力來看，在世界競爭格局中還沒有獲得優勢甚至還處於劣勢，如果我們整合起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力量，使之形成國家實力的綜合體，那就有可能在世界上出現一種超越競爭關係的新力量。這種新興力量，將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助力。説到底，人民幣國際化背景其實就是中國的綜合國力到了什麼程度，有否可能在國際市場上實現利益的重新分配。
什麼時候人民幣成了國際利益分配的平台，那就是真正的中國世紀到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