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向新聞界通報説，國家環保總局正式發布《關於加強上市公司環保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這一綠色證券的指導意見，將以上市公司環保核查制度和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為核心，遏制“雙高”行業過度擴張。

　　綠色證券是繼綠色信貸、綠色保險之後的第三項環境經濟政策。在數度掀起“環保風暴”之後，這一系列環保新政的推出，可以看出環保部門正另辟新途，從制度建設環節尋求減緩生態危機之出路。潘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建立長效制度的風暴，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在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加強制度建設，才是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關鍵。
　　此前，“綠色保險”曾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一種意見對“綠色保險”盲目看好；另一種意見則懷疑至上，情緒化因素過於濃烈。我以為，這些意見部分代表了公眾對各項環保新政的看法，但都把複雜的環保問題簡單化了。
　　環境經濟政策必須戮力推行，這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更重要的是，要以環境經濟政策體系的建立為契機，加快環境保護的制度建設，最終形成一整套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社會制度體系。僅僅因為一個部門或一個地區的利益，而使有利於公共利益的政策實施受到阻礙，這種事並不少見。綠色信貸和綠色保險推行過程中遇到的種種阻力，便充分説明了這一點。
　　發達國家的環保制度建設，其路線圖大致如下：産權環保先行，法制環保緊隨，經濟政策杠桿相伴，企業社會責任倫理及公民環境教育相輔相承，從而形成一個成熟有效的環境保護制度體系。眼下發達國家普遍推行的諸如“綠色保險”之類的做法，就制度建設的歸屬，係經濟政策杠桿範疇；同時亦將這類經濟政策法制化，以增強政策剛性。這方面，以美國的“污染法律責任保險”最為典型，其污染責任保險作為環境保護法的配套子法規強制施行。
　　關注國內的環保，就會看到，國內環保始於教育引導，然而才是頒行法制，進而借助於經濟政策杠桿，至於整個環保制度建設最為關鍵的基礎性步驟——産權環保，恰恰屬於最大的薄弱項。這種致命的先天不足，決定着國內環保制度建設直至整個環境生態的改善，註定要比産權制度清晰成熟的國家支付更高的代價。
　　何為産權環保？我只結合國內工業領域的産權現狀作個通俗説明：假如重污染企業均為私企，政府環境執法、經濟處罰等手段之行使，一定鐵面無私、容不得討價還價。可國內情形正相反，為數眾多的重污染企業恰恰係國家或地方的重點企業，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各類環保舉措在執行過程中難免淪為擺設。
　　應該看到，在複雜的國情條件下，指望某項環保新政解決所有環保難題，並不現實。作為中國環境保護的新生事物，這些新政的推出是對環境保護的制度性探索。它們預示着我國將加快推進環境保護的歷史性轉變，更多地採用法律、經濟等綜合手段來保護環境，打破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的短期性和不穩定性困局。同時，也昭示着我國以環境經濟政策為先導，將環境保護逐步融入各項社會管理體系，最終形成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社會管理制度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