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銀監會在金融監管部門中率先進行了監管框架的調整。此次監管架構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放開市場准入、加強事中事後監管。這一方向不僅有助於加強監管的專業化建設，有利於將監管資源從事無巨細的産品管理中抽離，回歸到機構監管的本質，更是通過“壯士斷腕”的自我削權，為金融市場的創新發展預留出空間。
　　中國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中國的金融市場，尤其是財富管理市場，雖然起步不久但也發展迅速。從2004年首款銀行理財産品問世，銀行理財産品的發展已經走過十個年頭。尤其自2010年開始，銀行理財産品快速增長。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銀行理財産品發行數量超過1萬款，2011年，銀行理財産品規模突破10萬億，高達16萬億元。2014年上半年，全國498家銀行發行並登記了理財産品，存續産品51560隻，總規模12.65萬億元。
　　隨着財富管理市場的發展，監管部門也相應&&了諸多的監管政策和規章制度。早在2005年，銀監會即頒佈了《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不久前，銀監會還發布了《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向公眾徵求意見。
　　財富管理市場的快速發展，不僅僅對市場參與者提出了考驗，也對監管機構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既往針對金融産品的産品監管已經不能適應爆發式增長的“新常態”，需要監管部門積極改革監管構架。
　　一位監管機構的領導&&，銀監會的監管構架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這次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簡政放權，清減下放行政權力，還權於市場，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在監管構架改革之後，對於金融産品的管理，諸如商業銀行發行的理財産品，信託公司設立的信託計劃，以及各類機構設計的資産證券化産品等等，將由過去的審批制改為報告制。
　　以銀行理財産品為例，過往發行的理財産品都需要創新部審批，這一審批提高了監管成本，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效率。對於信託計劃，原有非銀部的審批一方面成為監管對市場的背書，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機構的剛性兌付壓力，削弱了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在資産證券化産品方面，改革後將僅審核發行人的資格，而取消了對産品資産包的開包檢查等等。這些都將激發機構的創新動力，提高創新效率。
　　對於P2P、擔保和小貸等領域，新設立的普惠金融部，並未落入部門攬權的窠臼，只是給相關領域提供業務政策和監管協調職能。這些機構的監管主體更多還是地方政府，這種分層級的監管構架設計，無疑將有利於行業的發展和監管的效率。
　　對於信託業而言，行業經歷了5次治理整頓，直至2007年銀監會開始分類監管、換發金融牌照，其後才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截至去年3季末，信託業資産規模高達12.9萬億元，在金融行業中穩居第二。這次監管框架改革，銀監會把對信託的監管職能從非銀部中抽離，設立信託監管部。這一新設部門將從原來繁瑣的産品審批中抽身，精力將更多地放在如何規範信託業的穩定可持續發展。以一種更加超脫的方式履行監管職責，無疑也更有利於信託行業的發展創新。
　　當然，産品准入的審批制改為報告制，並不意味着監管責任的淡化，監管部門同時將強化機構監管，強化事後事中監管。管好發行人才是抓住了監管的“脈門”，才能真正做到金融市場的“買者自負”、“賣者有責”，才能打破剛性兌付的惡性循環，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也才能真正促進財富管理市場的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