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車軟體與居高不下的份子錢造成的雙重壓力下，多地出租車司機開始了抗議和罷運，據微信公眾號“出租之道”消息，1月13日，出租車罷運全面爆發，包括長春、濟南、成都、南昌在內多個省會城市全線罷運，堪稱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目前，出租車行業必須在乘客、司機、管理體制、定價方式這“四個輪子”上尋找新的平衡，必須在管理體制改革上“動刀子”。

　　在“四個輪子”上找平衡，着力點放在管理體制上，必須改革政府特許經營的模式。我們知道，政府特許經營的模式，伴隨着出租車行業應運而生，其最大特點是控制出租車數量、規避惡性競爭、減少道路擁堵等。這種特點的背後是在於市場經濟不發達，供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的。當互聯網時代的加速到來，信息不對稱已隨打車軟體的産生而得到緩解，出租車行業仍然採用老一套的管理體制，顯然與時代和市場的變化不相適應，無法滿足市場日趨變化的需求。改革現有的管理體制勢在必行。

　　管理體制改革滯後嚴重拖了出租車行業改革的後腿，其中，作為特許經營的主導者，地方政府自然不肯也不願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每一個出租公司上交的特許經營費用是地方財政的一筆不小收益，一旦改革特許經營模式，地方政府利益受損自然首當其衝。可出租車行業改革又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而採用頻繁調整出租車運價的策略，顯然不能平息公眾對出租車行業改革的呼籲與訴求。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能做的首先要調整好其自身在改革中的利益，有勇氣放棄屬於自己的既得利益顯得格外的重要和必要。

　　政府調控出租車價格成為對當前管理體制的補充，但對構建開放公平的市場缺乏動力。開放出租車市場成為考驗政府推動公共事業改革的試金石。在這一點上，台灣的經驗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上世紀80年代，台灣出租車必須“靠行”，司機每月不僅要交給車行2000元的管理費，而且要交10萬元的牌照使用費。但是，牌照壟斷和短缺帶來諸多矛盾。1986年台灣當局交通主管部門開放“個人車行”，1998年全面放開出租車牌照申領，申請個人牌照不再受數量限制。從此，台灣的出租車發展步入良性軌道。

　　出租車行業出現了“史上最大”的罷運，給出租車改革敲響了警鐘，適時對出租車管理體制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革，打破出租車壟斷經營管理模式，把出租車司機從高昂的份子錢中解脫出來，允許跨越出租車與汽車租賃傳統界限的服務模式的創新，為市場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激活市場，提升公共服務事業再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