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增速放緩的同時，也正在經歷艱難的再平衡。2014年三季度中國GDP增速為7.4%，遠低於2008-2012年年均增長9.3%的水平，但放在全球範圍來看，中國經濟減速幅度明顯小於其他新興經濟體。以印度為例，2010年印度增長速度為10.1%，2011年降至7.0%，2012年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遠超中國。

　　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經濟正從增長奇蹟向常規發展回歸，結構也出現了艱難的“再平衡”。2013年經常賬戶盈餘已從2007年佔國內生産總值峰值的10%降至2.1%，較2012年則下降0.5個百分點，2013年的盈餘為9年來的最低水平。2014年三季度中國經常項目順差815億美元，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816億美元，國際收支賬戶趨於平衡。

　　國際收支平衡既有主動原因，更有被動因素。近兩年，發達國家借“再工業化”重奪國際貿易競爭主導權，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國際製造業轉移的新陣地，對中國出口形成“前堵後追”之勢，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首先，美日歐經濟復蘇與中國出口之間有“脫鉤”跡象。美國製造業復蘇帶動實體經濟復蘇明顯。2011-2012年製造業平均增速達到4.3%，已超過2002-2007年平均水平4.1%，其中耐用品製造業平均增速達8%，遠遠超過2002-2007年平均水平5.7%。而隨着中國國內要素成本上漲及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中國商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開始下降，2011年至今，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佔比累計下降2個百分點。2013年，中國産品出口到傳統發達市場佔比從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並且這一趨勢在2014年有所延續。

　　其次，替代性貿易競爭態勢越來越強。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也開始放緩，越南、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工業發達國家産業轉移的新陣地，東盟製造、印度製造、墨西哥製造開始用更加低廉成本要素實現對中國製造的供給替代。

　　與此同時，TPP+TTIP+PSA正在改變全球貿易格局和秩序。美歐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重構全球貿易規則呈現三大特點：一是零關稅;二是就業和綠色環保的談判准入條件;三是區域自貿區加強。新型貿易壁壘對中國造成嚴重挑戰，對中國出口形成新挑戰。

　　同樣，在中國內部也正經歷投資與消費的 “再平衡”。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的持續下移，從2009年33%的增長速度已經回落至9月的16.1%，投資對GDP的拉動作用從2009年的8.1%降至去年的4.2%。投資率下滑有深層次原因：一方面，從産能周期角度來看，目前中國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規模投資釋放的産能，且房地産、地方投融資平台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持續存在，産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産業，許多行業産能利用率不足75%，制約了新增投資的增長。

　　而另一方面，投資率下滑與資本形成率下降有直接關係。我們利用投資産出彈性來測算投資效率(投資效率常用增量資本産出率ICOR來衡量，&&增加單位總産出所需要的資本存量，即ICOR=當期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DP增加值，數值越高&&投資産出效率越低)。結果顯示，1996-2012年期間，中國的增量資本産出率平均為3.9左右，與處於相似增長階段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現階段的ICOR數值明顯偏高。特別是隨着實際融資利率，以及生産要素成本週期性上升的階段，工農業産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工業企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高投資率已經難以為繼。

　　從消費方面看，隨着中國中産階層的擴大，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消費增長的引擎。2013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國。中國進口以中間産品為主，過去10多年鐵礦石等原材料進口大幅增長，但是最近幾年進口消費品比重開始上升，汽車和計算機等混合用途(既用於消費，也用於投資)最終産品的比重也明顯上升，這將有利於全球平衡。

　　此外，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中國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中低端位置，均與技術落後密切相關。未來隨着中國國民人均收入的增長、消費結構和産業結構的升級、生産模式的轉變，對全球特別是發達市場的資本設備和商業服務的需求將會繼續大幅增長。預計今後十年，中國高科技市場年增長率將達到20%-40%。根據我們測算，如果美國放寬對華出口限制，維持在中國同類産品進口總額18.3%的市場份額，對華高科技産品出口就可達到600多億美元，這不僅有利於中國産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也有利於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全球技術擴散和技術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