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反腐效應的發酵，房地産也成了“高危行業”。據媒體報道，在廣東、湖北、重慶、四川、雲南等地，僅今年被公開曝光牽涉官員落馬案的地産商就超過10個。報道援引了深圳一位房地産行業從業者的話，“基本上只要有官員落馬的地方，就會有地産商被牽出來”，“在反腐高壓態勢下，地産成了高危行業，令地産商坐立不安，隨時都有可能出事，導致有些地方小房企對依靠關係拿的地，不敢動工開發”。

　　對於土地腐敗和房地産開發領域的官商勾結，已經有太多具體案例向公眾做了展示。被稱為“影子地主”“地産大佬”的廣州原副市長曹鑒燎於今年7月落馬，隨後的各種新聞追蹤顯示，他的土地斂財涉案金額近三億元，“兩地産老闆涉曹鑒燎案滯留境外”。幾乎與此同時，洛陽市原副市長郭宜品與當地房地産商“組團”失蹤，引發了當地充滿黑色幽默的地毯式追捕。

　　如果説在改革的過程中，許多領域都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團，土地流轉、審批、開發領域的利益集團則是最具典型性的一個。它清楚地展現了利益集團的兩個特徵，一是權力和市場結盟，一面通過權力獲得公共資源，一面通過市場變現;二是完成了權力對市場的規制和主導，剔除了市場的公平性規律，保留了市場的私人化收益，最終導致市場的附媚和扭曲。除了對市場本身的破壞性改造，這個過程還助推了土地財政的惡化和房地産泡沫的擴大，常常直接或間接引起徵地糾紛、補償矛盾、群體事件，從而影響社會穩定。

　　可以説，官商聯盟的出現，是市場經濟不完善的結果，房地産領域的官商同盟就是典型體現。這其實意味着，當前，除了以房地産項目為抓手進行反腐的作為之外，還應在根子上拆解這種官商同盟，從根本上遏制他們的結盟衝動。

　　拆解這個同盟，意味着重塑權力倫理和市場環境，其目標的達成和中國改革的程度和效果是同步的，肯定不能靠哪個專項改革一招制敵。但對於眼前能夠做到的事情，曹鑒燎的案例或許可以給出一些啟示。曹鑒燎任增城市委書記時，手握“三舊改造”項目的審批權，“符合政策的項目，他可以壓着不辦”，直到“所有人主動或被動地和曹鑒燎在地産行業中的代理人達成合作意向”。審批權力的高度集中，一把手決策的家長化，都使得官商聯盟獲益的衝動能輕易找到出口。只有先改變這種現狀，才能為治本的改革贏得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