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將一些人列入不誠信的“黑名單”，這在本質上是對其權利的剝奪、限制。

　　國家層面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已上報國務院，近期將發布。根據規劃，以政務、商務、社會、司法等四大領域為主體的信用體系建設方案實現了社會信用的全面覆蓋;2017年，將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社保繳費、交通違章等信用信息的統一平台，實現資源共享。(5月5日《經濟參考報》)

　　隨着社會發展，人們社交圈不斷擴大，我們已經從傳統的熟人社會邁向了陌生人社會。人們交往範圍逐漸從局限於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圈，走向了也許這輩子只能交往一次的陌生人集合。隨之而來的是熟人社會中賴以維繫運行肌理的誠信、道德評價體系不斷被解構，這也使得“無信則不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時似乎成了一句空話。

　　社會誠信的缺失一方面激增了不必要的法律糾紛，這從各地法院每年暴增的案件數量可見一斑，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們的交易成本，使得市場主體在作出決策之前，需要花大成本對對方資質、能力、信用度進行審查。

　　尤其是在政府不斷簡政放權，減低市場准入門檻的背景下，社會要確保良性運行，市場要激發有序競爭，人們要實現舒適、安定的生活，就更加需要國家層面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通過整合現有徵信平台，適當開創新信息系統，實現各主體信用的國家權威認證，讓無信者真正立不起來，也讓善良的人們遠離時刻擔憂被騙的惶惶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將一些人列入不誠信的“黑名單”，這在本質上是對其權利的剝奪、限制。因此，必須設立嚴格的法定程序，充分保障被列入“黑名單”者的知情權、抗辯權、申訴權、救濟權、改正權。然而，就現有徵信系統而言，這些我們做得並不完美。

　　以金融信用系統為例，徵信服務中心在受理並公布不良記錄信息時，只對商業銀行的申請做形式審查，這導致偶有誤傷出現。有些人被不法分子盜用身份證辦理了信用卡，本來是銀行自己沒有盡到審查義務，最終無辜者卻被列入“黑名單”。

　　而筆者工作過程中也接觸過如此案例。客戶在境外發現信用卡丟失，通過電話向銀行作出止付挂失，挂失後仍然被盜刷，因存在糾紛，客戶未還清該款，銀行卻單方面將客戶申請加入“黑名單”，直到客戶前往其他銀行辦理信用卡才得知。這顯然並不公平，銀行在客觀上又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很不厚道。

　　可見，打造信用信息平台，也須強化權利救濟。一方面，當事人有權知悉自己因何遭受不利益的懲罰，並對可能出現的錯誤提出異議和申辯;另一方面，不誠信信息不應伴隨其一生，每個人都有權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不誠信者有權消除因不信用給他人或社會帶來的損失，並經過一定時間內的良好表現，申請不良記錄滌清。如此信用信息平台才能真正發揮好作用，成為保護公民的利器，而非侵犯公民的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