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揪心的嚴重霧霾在我國華北地區遲遲不散，大氣污染治理被寄予了深切的希望。與此同時，環境稅也成了高頻率的話題。國際經驗表明，健全完善的環境稅制，對於提升環境保護與治理效率，構建綠色稅收體系，創造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資源環境支撐條件，具有重要意義。

　　事實上，環境稅已列入我國“十二五”規劃。去年上半年，《環境保護稅法(送審稿)》送達電力、有色、鋼鐵等高耗能行業相關協會徵求意見。環境稅“環保認定、稅務徵管”模式也最終敲定。不妨説，我國開徵環境稅，已箭在弦上。

　　作為國際上公認的用於環境保護與治理的一種有效的經濟手段和市場手段，環境稅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開徵了環境稅。環境稅的作用機理與消除“負外部性”，避免“公地悲劇”的機制原理完全吻合。通過徵收環境稅，迫使企業將本該內在化的生態環境成本納入産品成本核算體系之內，使其産品成本能真實反映資源環境代價——私人成本“逼近”社會成本——然後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倒逼”企業加大技改投入，開發清潔生産技術，淘汰落後産能，最終達到環境保護與治理的目的。

　　同時，環境稅的作用機理也與大氣污染治理的複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激勵相容”。正如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所指出的，“大氣污染是長期積累形成的，必須充分認識防治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打好防治大氣污染的攻堅戰、持久戰”。在美國，自1943年7月26日出現洛杉磯“毒霧”事件，至上世紀末基本得到解決止，治理期長達近60年。在英國，1952年12月震驚世界的“倫敦煙霧事件”後，歷經50餘年的不懈努力，倫敦乃至整個英國的空氣質量才得到基本改觀。縱觀發達國家大氣污染治理史，一個共同的特徵是：多管齊下，綜合施治;既強調行政手段，更重視經濟手段和市場手段;既強調治標措施，更重視標本兼治長效機制建設;自始至終，環境稅如影隨形。

　　顯然，環境稅的作用不能為其他經濟手段所取代。徵收排污費和罰款也屬於經濟手段，但事實表明，收“費”方式已走到盡頭。現實中，“權力尋租”和“利益博弈”的紛擾是收“費”方式揮之不去的“夢魘”，這是彈性徵收、“關係費”、“人情費”盛行的根源。更為嚴重的是，這還將導致産品價格形成機制人為扭曲，進而在客觀上鼓勵生産者和消費者破壞生態環境，産生誘導國際資本(污染企業)流入我國的逆向“激勵”。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為了追求政績，某些地方政府竟然打起了將減免排污費作為“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的歪主意。環境稅則不會出現這些問題，這是由稅收的性質所決定的。在徵收環節上，可改“費”對産業鏈末端徵收為對生産、消費等多個環節徵收，所以調節功能大大增強。正因於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

　　在我國已經&&的大氣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中，雖已提出了許多“稅收政策”，如國務院《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第六條中的“(二十)完善價格稅收政策”部分，就提出“研究將部分‘兩高’行業産品納入消費稅徵收範圍”，“積極推進煤炭等資源稅從價計徵改革”，以及部分符合條件的環保産業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等“稅收政策”等，但環境稅的獨特功能是這些“稅收政策”所無法替代的。相反，這些稅收政策功能作用的發揮還有賴於環境稅的有效配合，這又尤以資源稅為甚。企業所得稅需與環境稅配合方可構成完整的稅收政策體系，而消費稅中的“綠化”部分則因功能重疊將被環境稅取而代之。根據國際慣例，消費稅應以特定消費産品和消費行為作計稅依據。

　　從管理權配置角度分析，環境稅能將大氣污染的治理機制由“地方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從而破除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困局，優化管理權配置結構，提升大氣污染治理效率。

　　我國已開徵資源稅，環境稅與資源稅兩者的功能作用不同，但稅基重合度高，計稅依據類似。因此，資源稅的功能作用的有效發揮，有賴於環境稅的協調配合，以實現功能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