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改委向外界證實正在對美國手機芯片製造商高通公司進行反壟斷調查。據媒體透露，此次手機中國聯盟向發改委舉報高通涉嫌妨礙競爭的行為有二：一是捆綁銷售，二是價格歧視。相當一部分輿論認為，中國手機製造業利潤微薄，缺乏競爭力，是高通通過這兩種行為不當榨取過多利潤直接造成的。誠如此，反壟斷無疑是中國手製造業恢復競爭力的根本手段。然而，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過於片面，這種思想暗藏危險，中國手機製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並非由高通壟斷造成，而與自身選擇的發展模式有着更大的關係。

　　19世紀末，美國首先開啟了反壟斷立法，其基石是1890年《謝爾曼法》，該法的核心精神是維護競爭，破除種種阻礙競爭的因素。100多年來，各國的反壟斷立法日益發展和完善，越來越多種類的行為被納入反壟斷法律調節的對象。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捆綁銷售和價格歧視行為確實可能被視為違反法律。但從各國的司法實踐看，認定某項商業行為是否觸犯《謝爾曼法》在標準上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一個演變過程，最近30年來美國司法部門向於允許主導性的企業做大做強而不輕易斷定某些行為觸犯反壟斷法。因此，判斷高通是否違反了反壟斷法，還需要更多的事實和更準確的法理分析和經濟分析。

　　捆綁銷售是一種普遍的商業行為，它並不必然導致競爭受阻，很多時候捆綁銷售是為了保證商品和服務的品質以及減少交易成本。而當捆綁交易與專利問題結合在一起時，事情就會變得更加複雜。以高通公司為例，將芯片生産與專利授權結合在一起是否妨礙了競爭需要更詳細的論證。即使妨礙了競爭，最恰當的舉報人也應該是其他的芯片生産商。

　　全球手機芯片行業各廠商之間的競爭是激烈的，手機生産商們之所以被迫使用高通芯片並非因為沒有其他選擇，而是因為高通芯片意味着高品質，可以為自己的手機帶來較好的銷量，世界上生産手機主芯片的企業除高通之外還有英特爾、三星、華為、聯發科、Marvell、NVIDIA和博通等多家，只是其他一些芯片無法與高通芯片媲美，比如發熱問題不如高通解決得好，像蘋果公司著名的iPhone系列手機和三星公司的手機，則是部分使用高通芯片，部分使用自己設計的芯片。反壟斷法並不是反對壟斷本身，而是反對壟斷行為，它不是直接保護産品購買者的經濟利益，而是防止具有市場支配力量的企業阻礙同行業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上看，定位於低端和中端的中國手機産品無法與蘋果、三星等高端手機那樣獲取豐厚利潤，原因與高通關係不大，根本原因在於它們的産品定位不同，品質不同。

　　同樣，價格歧視也是一種普遍的商業行為。從經濟學角度看，具有壟斷力量的企業利用不同需求者的價格需求彈性不同，而對産品實行差異定價，對那些需求彈性小的企業索要較高價格，而對需求彈性大的企業索要較低的價格，只有當這種定價行為妨礙了競爭，才可以斷定違反了反壟斷法。根據慣例，標準擁有者必須對與標準有關的專利進行公平授權，高通對不同企業索要不同的專利費是否違反行業規則，還看涉及的專利收費歧視是否與標準有關。

　　筆者在此並不是要證明高通是否觸犯了反壟斷法，因為反壟斷司法訴訟是一件專業性極強的工作，需要水平極高的經濟學家和法律學家的參與，從美國的情況來看，為了確保司法公正，幾乎所有訴訟都是耗日持久的拉鋸戰，往往耗時數月、數年，與高科技相關的反壟斷官司，其複雜性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幾乎沒有哪個公司敢將自己的未來全部壓在反壟斷訴訟上，即便是當年微軟與網景公司關於瀏覽器的官司，網景公司在微軟反壟斷行為比較明顯的情況下，也沒敢坐等司法判決結果，而是匆匆選擇被美國在線收購。這是高科技行業“唯快不破”特點決定的。

　　對中國手機行業來説更是如此，即便高通公司最終被裁定違反了中國的反壟斷法，從而被迫矯正它的壟斷行為，但這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手機製造業在産業鏈中的地位，也不可能因此根本上改變中國手機行業的競爭力。

　　“一流的企業做標準，二流的企業做品牌，三流的企業做産品。”很不幸，在這個産業金字塔上，高通就是塔尖上的王者，是標準的制定者，而中國企業就是最底層的做産品的人。高通之所以在芯片領域具有無法撼動的強勢地位，就在於它是標準的制定者，擁有大量的各類專利，專利是其市場支配地位的來源。專利事實上就是授予發明創造者一種合法的壟斷。高通公司是一個“奇葩”公司，該公司總部建有一面專利墻，通過一萬多面鏡框向世人展示着它獲得的一萬多項專利，據説，高通是一家律師比工程師還多的公司，高通的商業模式就是通過技術研發和出售專利為生。今天許多人只看到高通獲取的豐厚利潤，卻忘記了它當初在研發上的巨大投入，它所冒的巨大風險，以及在GSM制式一統天下時推廣CDMA的極大耐心和艱辛之路!

　　對於做産品的中國手機製造商來説，除了利用法律權力爭取應得權益之外，最根本的出路還在於打破路徑依賴，沿着産業鏈爬升，成為品牌製造者，甚至標準制定者。在這方面，韓國三星的發展之路可資借鑒。

　　二戰後，韓國政府通過許可證、信貸、外匯等産業政策對本國財團進行扶植，以期盡快提高本國的經濟實力，三星、現代等一批財團因此快速發展。但在這種環境下，財團普遍實行“先增長，後技術積累”的策略，不敢在前沿科技上與美日硬拼，不注重研發，到了1980年代，隨着經濟産業政策的逐步淡化，經濟民主化大潮勢不可擋，此時的三星果斷拋棄“先增長，後技術積累”的策略，轉而採用“先技術積累，後增長”，大力介入半導體行業，直接進入該行業的一線戰場作戰，經過多年的積累，三星公司不僅在韓國財團中獨步天下，而且終於成為全球電子行業的一流公司。

　　三星的案例提醒中國的手機製造業，最根本的發展之路不在於在既有格局內作有限的騰挪，而在於打破長期以來對本國低端市場容量大的路徑依賴，進而告別組裝式生産，不能陶醉於微(偽)創新所帶來的眼前利潤，而應該以壯士斷臂之勇氣從三流企業爬升到二流企業，進而上升到標準制定者。而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也要打破慣性思維，果斷地放棄那些五花八門的産業政策，推進自由競爭，為企業通過真正的基礎創新做大做強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