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論斷的提出，標誌着我國改革開始由中間擴散型向需求誘致型轉變，而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將壽終正寢，這是我國漸進式改革道路上的一個分水嶺。市場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要求，筆者認為，從2014年起，宏觀調控應當更加關注産業結構領域。

　　改革新模式決定調控新思路

　　無論是供給主導型改革，還是中間擴散型改革，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模式。在漸進式改革中，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不同宏觀經濟管理模式。在供給主導型改革下，中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佔據主導地位，憑藉行政命令、法律規範及利益刺激，通過行政等級架構管理經濟;在中間擴散型改革下，隨着中央政府的行政性放權和經濟性放權，傳統的單向依賴關係開始演變為雙向依賴的委託代理關係，地方政府從中央政府手中爭取部分權力，共享經濟管理權。但是，市場化的改革方向，註定了企業才是市場的真正主體，政府必須收回那只伸得過長的“手”。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建立一種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凡是市場和企業能解決的，放給市場和企業，削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的功能。現代産業理論認為，資源配置的結構演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前提。發展就是結構的進化，發展伴隨着結構矛盾。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永恒主題，抓住了結構優化就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本質。當前，我國正處於增速換擋、提高質量和效益的新階段，也是完成工業化的關鍵期，宏觀調控必須對經濟結構進行科學把握。

　　宏觀調控須對結構失衡作出回應

　　傳統的偏重需求端的宏觀經濟管理思路要應需而變，改變過去注重總量層面和個量層面的調控模式，從微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分析的慣性思維中跳出，增強對經濟的中觀分析，對連接總量和個量的中間層面開展深入研究，做好産業分析。産業分析是開展科學宏觀調控的重要基礎，也是對個量分析和總量分析的重要補充。個量分析只注重單個變量的局部均衡而缺少對個量群的分析;總量分析則只注重國民經濟總量的全局均衡，而缺少對構成總量的子系統關係進行分析。這裡的個量群和子系統，就是産業。宏觀調控要完成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産力布局優化的任務，必須清晰把握社會再生産過程中産業間關係和中間産品循環過程，從而完成對經濟從個別到中間、從中間到整體的完整了解。

　　在以往的宏觀調控中，我們在總量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日益嫻熟。對微觀經濟，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將過多時間和精力用在審批項目、招商引資等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事務上，各地出現拼資源、搶資金的現象，甚至不惜犧牲生態環境，産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嚴重。在我國，結構失衡問題已經成為干擾經濟健康平穩發展的重要因素。從當前看，經濟轉型升級的任務尤其艱巨，傳統産業優化升級面臨成本上升、産能過剩和資源環境等多種制約，戰略性新型産業培育壯大受到人才、技術、創新能力等諸多掣肘，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

　　産業應成今後經濟政策關注重點

　　經濟結構失衡，是構成國民經濟總體的産業之間關係的失衡。而每一産業又是同類型企業的集合，産業之間的關係就是産業結構，産業內企業之間的關係組合就是産業組織。不同的産業結構和産業組織下的國民經濟總體會産生不同的國民收入，並且會有不同的增長速度，從而便有不同的效益和效率。在改革轉向需求誘致型，市場發揮主導作用，對宏觀調控提出更高要求的情況下，産業層面應成為今後經濟政策關注的重點。

　　世界經濟的深刻調整也要求我國産業發展作出回應。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和産業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産業正處於新一輪的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之中。全球掀起了一股回歸“實業”即所謂“再工業化”的浪潮。雖然要“回歸實業”，但並不是回歸到傳統的産業中去，而主要是回歸到以發展“新能源、智能電網”，建設智慧地球上來，這樣就衍生出了新型業態。在此背景下，我國如何在這輪産業調整中佔據優勢，徹底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成為一大挑戰。

　　筆者認為，從2014年起，宏觀調控要改變過去“重兩頭，輕中間”的思路，更加重視中觀管理。

　　第一，以高新技術産業為驅動力，以現代服務業和現代製造業為發展的兩個車輪，帶動産業結構的整體升級;

　　第二，在資金投向上“區別對待、有保有壓”，支持重點産業調整振興和抑制部分行業産能過剩;

　　第三，推動企業遵循市場機制進行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健全企業市場退出機制，規避産業結構趨同;

　　第四，通過財政和稅收等手段來引導投資方向和促進投資結構優化，進而發揮其對産業結構調整的信號和導向作用;

　　第五，解決好産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深度融合問題，逐步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