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有陰晴圓缺，市場有起伏盈虧。有時候短缺，有時候過剩，似有一定地定數。經濟周期難以避免，因而短缺和過剩也難以避免。但是如果經濟周期中總是某些領域過剩，某些領域總是短缺，則這種現象或多或少還是有某些特殊性。
的確我們分析歷史上各國經濟周期，其中CPI的周期性主要體現在構成CPI的主要對象上，但是PPI的周期則不一定老是那幾種大宗商品，隨着生産力主要條件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表現在大宗商品周期上，就可能一段時間是這，另一段時間是別的，總會有些變化。
本來中國工業化一直是迫切需要的，照説工業品過剩現象應該比較少，但是我們觀察到建國以來，不是説整個工業品過剩，而是局部過剩現象並不少見，1980年代之前，有些時候有計劃、按比例沒有搞好，於是出現局部過剩，但是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製造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則是常見現象。
相對地是通過對中國經濟周期的觀察，中國的過剩很少是農業、服務業、高科技過剩的，這種現象説明我們在這些領域從來都可能是短缺或者緊平衡的，即使富裕估計也不多。
這種現象説明了什麼呢?
首先經濟周期這種現象，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對於中國來説，既有一般的市場經濟周期共性，也有中國特殊體制機製造成的特殊性，比如由於所有制、要素權益、市場准入長期政策性差異，在投資、信貸、價格、市場長期存在政策性的偏向，在這種長期的偏向中，比如既有工農業産品剪刀差，也有城鄉要素價格差，還有國有、民企之間的信貸、市場准入差，由於這種長期的差異累積，使那些長期受到鼓勵的對象，不能合理反應應該承擔的政策性成本，因而其價格表現是不全面的;反之受到抑制的也是一樣，長期被政策抑制的成本得不到補償。
因此前者在計劃經濟時代偏好於國內銷售，因為有工農業産品剪刀差;但是到了市場經濟時代，則又只得依賴外銷，因為只有在外銷中才可以得到更多投資、信貸、匯率、市場准入等各種直接間接補貼。而後者無論是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市場經濟時代，都難以得到必要的補償，因而總是難以進行再生産、擴大再生産，造成至今都處在極為原始落後的狀況。
其實這種好的越好，壞的越壞，不光城鄉、工農業、城市人與農村人之間，就是同在一個城市，有的馬路不斷地被翻修，最後演變成政績工程中的明星，後者總是難以被關注，春風不度玉門關，因為上級看不到。這其實也是以上習慣性偏差導致的，是政策自覺不自覺地延伸。
因而在新中國經濟周期中，凡是被政策過度關注的則特別容易過剩，反之則特別發展不足，因為那種發展過剩的，往往不單有市場因素，還有政策性因素，是二者的疊加，政策性因素習慣削低補高，讓低的更低，高的更高，與市場因素呈現相反的現象，市場本身有一種自我均衡力量，由於這種政策性偏差使一個地方的充分發展犧牲了別的地方的基本發展，典型的是工農業産品的剪刀差，以及某些領域的産能過剩，就是這種追趕型體制機製造成的原因之一。
由於三農長期不受資本技術關注，中國很多時候農業發展是不足的，因此過剩的時候並不多見，倒是周期性短缺的記憶往往叫人印象深刻。
同樣由於廣義的教育投資不足，以及對存在於市場中的創新關注不夠，所以，創新很少過剩，反而長期不足。
對於服務業，特別是在航運、商貿、金融、社會、專業、文化上的服務業，長期重視不夠，新興服務業總是發展不足。
這一個習慣性地周期性過剩，一個政策性習慣被壓抑，造成了中國特殊的經濟周期現象，所以，中國經濟周期嚴格地説應該分為兩大類：1、市場周期性，2、政策性(體制機制)周期性。
治理前者主要有三個辦法：1、充分發揮資本自我擴張、自我設限、自我掌握度的辦法;2、充分發揮專利自我擴張、自我設限、自我掌握度的辦法;3、充分發揮品牌管理自我擴張、自我設限、自我掌握度的辦法，萬一這些還是不行，那市場辦法還有：1、兼併重組，2、破産拍賣。
治理後者主要是矯正以上三個扭曲：1、在所有制上一視同仁，中國目前的所有制對國有資本還是賦予了特殊的政治地位，認為這是執政之基，而民營資本、三資企業儘管不再是補充地位，但是真正的還是老二的地位，國民待遇原則應該是一視同仁;2、要素權益平等，逐步讓國有、集體要素平權、確權、維權，最後完全達到同權同利;3、市場准入要一視同仁，針對國有、民營、三資要一碗水端平，讓其在同等條件下機會均等、自由競爭。
如果還是有産能過剩，那實在不行，只有關、停、並、轉，至於騰龍換鳥，相當於成建制的轉，則是擺在稍後的選項。
1980年代在治理過剩的時候，對於一些樓堂館所當時的政府採取的是直接關停，所以不少爛尾樓現象較為普遍。歷史上我們對於關、停似乎並不陌生，但是這顯然需要一個強勢的改革政府。顯然關停並轉中的並轉，給人印象最深的時候是朱鎔基時代，那個時候的結構調整幅度之大基本上可以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最具有標誌性的是1994年之後的抓大放小、2000年前後對大學的重組。美中不足的是在當時那個條件下，只能是典型地行政主導，而不是市場的兼併重組，關停並轉有些簡單粗暴，沒有充分注意到並轉對象的人財物的契合度，有些一刀切的感覺，忽視了企業內生的兼併重組動力，對於市場份額、無形資産，自以為是左荷包和右荷包之間的關係，都是國有資産，因而就沒有給予相當地關注，使並轉的經濟溢價效應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但是都是國有還是相當於內部人調整，相當於內部精兵簡政、減員增效，但是這樣一個舉動終究還是忽視了市場兼併重組中的溢價效應。
與簡單地行政關停並轉不同，市場的兼併重組，一是講求了企業內生的契合度，二是講求了市場效率優先原則，三不是簡單地實體資産直接地相加，還涉及市場份額、無形資産的重組。以上所説的恰是中國面臨八九之後較為緊張的國際環境，以及九七之後較為困難的亞洲金融風暴局面，而且處在體制機制轉軌時期，加上都是國有，因而只是簡單地關停並轉，就沒有考慮太多。
但是自那以來，中國的兼併重組價格似乎多是朝下的(當然中國資本兼併外國企業除外)，這與歐美兼併重組動不動就是溢價多少多少的有些相反。
如果兼併重組價格總是朝下，自然就沒有多少人喜歡兼併重組了。
在市場條件下，兼併重組如果你不承認被兼併重組對象的市場份額價格，在強行被並轉的時候，它可能就採取轉移的方式、甚至“地下”的方式捲土重來。説句不好聽的話，即使是假冒偽劣，在兼併重組中也要考慮對方一定的市場份額價格，因此，政府如果要提倡兼併重組，還是要適當給些財政支持、國企投資支持，或者減免稅支持，至少要提供一些優惠優先，否則，並轉的正向選擇還是難以有效展開的。
為什麼西方每當危機到來的時候，兼併重組就興盛起來，而且大家都樂意被兼併重組，而東方則不行呢?有的説東方把自由市場上的殺價機制帶到了這個市場，習慣出價太低，喜歡抄底，有的説東方商戰算計過多，沒有多少法治規範，有的説兼併了，擔心重組後的“二心”，總之，似乎還沒有形成一種正向選擇的兼併重組文化和習慣。
另外有人説中國文化是寧為雞頭不為鳳尾，使很多人都不願意被兼併重組。有的説兼併重組的各種行政手續、法律保障、市場文化還在培育過程中，使得這種選項安排的成本太高，近期還不如上市、發債、信貸，或者直接創辦新企業，對那些中小企業好死還不如賴活。
正是中國市場缺少這個兼併重組的習慣和文化，市場缺少這麼個關鍵環節，市場對於資本投資的出清機制還沒有形成，於是大量地産能過剩現象、浪費現象、假冒偽劣現象、不合作現象，就特別多，因為對這部分企業確實沒有一個好的出口，四處的路都被堵死了，自然各種亂象就層出不窮。
根據西方市場經驗，在經濟危機期間，在轉型升級的壓力下，具體到現實企業最優路徑就是兼併重組，在兼併重組中，實現分工合作，從而在統一的資本、知識産權、品牌經營制度安排下，達到供需有序化，傾向於緊平衡，産能效率不斷提高，供給基本平衡，迫使技術改造不斷加碼、産業不斷升級換代。
針對中國市場還不習慣這種兼併重組，如果企業暫時不願意，政府可適當財政稅收引導，等嘗到甜頭後，就可能從不排斥到形成一定地偏好，最後形成一定的習慣，這樣就可能使兼併重組形成面對轉型升級的長效機制、常態機制。
應該説這是成熟市場經濟屢試不爽的經驗，舍此既不得要領，也得不償失。
總的來説，簡單地關停並轉，或者騰籠換鳥，還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手段和方式，針對國有企業管控，也就是內部人可能還有效，但是對於市場則顯得不太合時宜。
前幾年廣東較為提倡騰龍換鳥，當時我就説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如果舊鳥換了新籠，相當於新瓶裝了舊酒，既有第二次污染的可能，也有第二次創業的可能，得不償失，在今天信息互聯網網、物聯網下，隨着交通日益方便和發達，市場遠近配置並不是一個主要問題，關鍵的是市場供需是否是緊平衡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産能依然過剩，無論怎麼騰龍換鳥都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
何況如果新鳥進了舊籠，相當於穿新鞋走舊路，這舊路的成本是不是太高，還是未知數，而且彼此契不契合呢，只有天知道。
兼併重組，按照市場原則再次有效重整資源，再分市場，重新調整産能，內外再次分工合作，一是老樹可以新芽，物盡其用，人盡其才，二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可能促使許多創新鐵樹也可以開花。
總之，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也就是市場周期低迷的時候，如果産業升級、結構調整倒逼很緊急的時候，1、關、停，關相當於破産，停相當於休耕輪耕之類的，2、並、轉，並就是兼併重組，轉相當於騰籠換鳥，當然如果這一切是要轉化成市場化的，而不是過去那種計劃經濟、行政命令的，總的還是可以為之的。總之，採取市場原則，實事求是，講求內生外生的自覺自願，盡可能做到優化配置，物盡其用，人盡其才。
某種程度上説，任何一個企業其無形資産相對於有形資産，在兼併重組中，都具有更為寶貴的一面，尤其是那些創新資源，無論成敗，如果能夠被很好地吸納，那是企業創新資源的寶庫之一。大多數創新資源相比有形資産更具有疊加效應，往往在兼併重組中，會大大提高創新的活躍度，很多時候都可能使一些難産的創新，也可能會鐵樹開花。
總之，許多兼併重組對於創新來説，就不是1+1等於2的問題，很可能是1+1遠遠大於2的問題。
這就是我對中國特色的産能過剩的思考辦法，既整合資源、規範市場，鼓勵兼併重組，促進創新在兼併重組中實現1+1遠遠大於2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