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徵收遺産稅將提上國家議事日程。但有關專家認為，目前推出的時機並不成熟。
　　遺産稅離國人有多近?這個疑問或許要過一段時期才有答案,但無論如何，這個看似遙遠的稅種,已經真切進入到了公共決策流程，未來將會影響着民眾的生活。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遺産稅，中國如果要開徵遺産稅的話，需要充分借鑒國外遺産稅開徵的得與失，尤其要避免將遺産稅作為新增稅源的“開流”思維，以及遺産稅本身的一些結構性缺陷。遺産稅開徵，繞不開幾個必備條件。
　　首先是遺産稅所牽涉的財産公開透明，嚴密的個人財産信息網絡需同步建立。相對於每月收入清楚列在工資單上的工薪階層，企業家、自由職業者和官員是需要重點監控的對象。企業家的收入來源多樣化，具有更大的收入轉移支付彈性，在個稅徵繳上這一現象已經表現得相當突出。而官員的隱性福利眾多，尤其是基於國情，部分官員的房産等不動産都來自公家配給或者福利房，如何量化其經濟標準，作為徵收總額的一部分，也是要跨越的技術障礙。遺産稅不能重蹈個稅覆轍，呈現收入相對較低的工薪階層成為繳納大頭的倒挂現象，從而加大貧富差距。
　　其次，遺産稅要有配套的免徵和減徵機制。在美國等國家，並不是遺産總額的每一分錢都必須繳納遺産稅。按照相關法律，公民生前所欠債務、喪葬費用、配偶繼承的數額，捐獻給慈善機構的數額，這些都要扣除，剩餘的才是可徵收遺産稅的部分。如果公民遺産或贈與的數額少於豁免額，則享受免稅待遇。中國版遺産稅如果選擇性徵稅，只管簡單粗放的全額徵收，卻不提民眾免徵或少徵的合理權益，遺産稅就可能變成徵稅暴力，損害民眾切身利益。
　　再次，遺産稅的起徵點必須科學制定。國外遺産稅不僅起徵點高，而且還隨物價指數浮動，如此就能保證遺産稅主要針對高收入群體而不會徵及無辜。而中國與之相比還有更多特殊性，如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大，資産百萬在中西部屬於高收入階層， 而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連市區房子都買不起，遺産稅起徵點是否要按區域劃分來細化，也是決策者必須考量的問題。
　　實際上，在遺産稅開徵歷史悠久的國家，對於這一稅種的功能也在不斷反思調整。比如美國就有數據顯示，遺産稅最終有一半落在來自遺産總價值在500萬美元以下的階層，而真正的大富豪往往通過成立基金、將資産向海外轉移等路徑規避遺産稅。法國去年也出現了所謂富人逃亡熱潮，不少富豪為規避總統奧朗德的富人稅，紛紛選擇移民。富豪們往往擁有“會飛”的翅膀，其應對包括遺産稅在內的各種稅收，比普通人辦法多得多。因此，美國近年來就在推行逐步減免遺産稅的計劃。
　　徵稅不是目的，通過稅收達到公共利益最大化，才是衡量某項稅收是否合法合理的標準。要開徵遺産稅，就必須直面稅收的法理性、公共性，要盡可能發揮遺産稅的調節作用，減少其因為制定不合理、執行不到位帶來的負面效應。否則，遺産稅會異變為一把揮向普通民眾的徵稅剪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