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趙冬苓在今年全國人代會上提出《關於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議案》，建議全國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引發各界廣泛關注。據媒體報道，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對議案給出了初步處理意見，&&“稅收法定”是各國立法的基本原則，並提出幾種收回稅收立法權的方式，但沒有給出路線圖和時間表。
　　稅收堪稱政府與民眾之間最重要的關係：民眾向政府納稅，政府用稅收為民眾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顯然，因為稅收涉及政府與民眾雙方的利益，所以徵什麼稅、徵多少稅不能由政府單方面説了算，而應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通過立法，以法律的形成予以確定，這就是“稅收法定”的基本原理。
　　但眾所周知，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原因，我國現行的18大稅種，除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車船稅由全國人大立法外，其餘稅種均以國務院&&稅收條例或暫行條例的方式確定。以稅收條例的方式徵稅，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徵稅由政府單方面説了算，其弊端多多，不再贅述。可以説，“稅收法定”既是大勢所趨，又有法律依據，且已達成廣泛共識，目前所缺的只是路線圖、時間表和具體的行動。
　　就路線圖而言，我認為其實並不複雜，“稅收法定”的路徑無非包括兩條：一是將目前的稅收條例盡快上升為法律，二是今後開徵新稅種須經全國人大立法，不再以稅收條例的方式確定，即“老稅老辦法、新稅新辦法”。
　　實際上，不僅此次全國人大預算工委明確提出將收回稅收立法權，加快稅收立法進程，而且財政部早在2011年就曾提出，將“按照成熟一個&&一個的原則，逐步將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可問題是，樓梯已經響了好幾遍，但就是不見人下來，至於什麼時候下來也仍未可知。
　　“成熟一個&&一個”，這很好，但正如趙冬苓代表所説：“你不能老説條件不成熟。”而在我看來，所謂“條件不成熟”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一方面，如果某個稅收條例不合理、有缺陷，那就亟須將之上升為法律，並在此過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這事容不得拖延；另一方面，如果某個稅收條例本身是合理的完善的，那就可以直接將之上升為法律，這事不存在什麼難度。也就是説，無論哪種情況，都並不存在條件成熟不成熟問題，需要的只是誠意和決心，以及立法者付出更多辛勞。
　　無論如何，僅憑一個條例或暫行條例就向民眾徵稅，已然不合時宜。無論是全國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還是將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都需要明確的時間表，給公眾一個可以預期的交代。由於稅收關乎民眾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須通過“稅收法定”的方式，把稅收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