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美聯儲前一段的表態，一些市場人士曾大膽推測量化寬鬆政策的退出時間最早將是9月份。不過，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近來卻漸露退縮之意，特別是最近的一次表態不僅未談及何時開始縮減量化寬鬆規模，反而用“小幅”、而不是此前的“溫和”來形容美國的經濟復蘇。美國勞工部此後公布的就業數據喜憂參半，華爾街數家銀行因此將預估的退出時間推遲到了年底。
　　退與不退，何時退，似乎正變得益發撲朔迷離。不過，如果以更廣的視野去審視美國經濟，厘清一些問題，似可從中一窺端倪。
　　首先，美國經濟的問題是結構性的，是過度“空心化”和“虛擬化”的問題。美聯儲設定的失業率低於6.5%、通脹控制在2%水平的退出門檻，是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美國能否真正退出，取決於美國何時能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重塑真實的增長動力。而且，這種內生增長動力必須能克服退出帶來的如貸款利率上升、美元走強及美國財政緊縮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集體放緩等內外負面因素的影響。
　　其次，如何評估量化寬鬆政策産生的效果。從目前的現狀來看，似可用三句話來表述：
　　一是效果顯著。數年多輪的量化寬鬆已使美國經濟呈復蘇企穩之勢，失業率從兩位數的峰值下降至7.4%，美國南部傳統製造業的成本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相比，也已逐漸具有競爭力。
　　二是副作用巨大。正如奧巴馬最近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強調：量化寬鬆的副作用不可低估。5月份，隨着美國股市的節節高漲，信用違約互換（CDS）這個金融危機的元兇重現華爾街。與此同時，多年的量化寬鬆也嚴重損害了美元的國際地位。
　　三是結構調整和增強自主發展能力遠未到位。製造業是增加就業的大戶。而據美國商務部年初的統計，除高端製造業外，美國當前製造業的總體水平仍低於2007年。底特律的破産、通用電氣、蘋果公司等一些大企業將大量利潤留存在海外等現象，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國經濟的大環境仍缺乏競爭力。市場反應從另一個側面也驗證這一點：美國股市的波動與是否退出高度相關：退，則應聲而落；不退，則節節高漲。
　　最後，美國經濟結構調整何時到位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從價值鏈和産業鏈的角度看，美國經濟向實體回歸也是必然。但美國的調整不僅取決於自身，而且和其他國家的結構調整密切相關，這註定只能是一種反復磨合的過程。
　　或許可以把此前美聯儲準備退出的表態當做一次“試水”，但事實表明，美國短期內難以離開量化寬鬆這根“柺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6月所言在2014年中期完全停止購債計劃，恐怕只是個極小概率的事件。當然，考慮到量化寬鬆的副作用，美聯儲在繼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時做一些量上的調整也是正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