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媒體公開報道《盤龍區公車“實名”上路》、《省統計局所有公車貼標“求”監督》，把公車置於群眾監督之下。這類舉措令民營企業萌生了參與公車管理的想法。昨天，昆明雄霸車輛經營管理服務所把申請書遞交省統計局，並承諾：願交保證金100萬元，保證做到“嚴禁黨員領導幹部公車私駕、公車私用”，而且“滿意再付費”。（《都市時報》8月13日）
　　有人用三個“三分之一”形容國內公車亂象：即公務公用三分之一，領導私用三分之一，司機私用三分之一。這説法或有偏頗，但公車私用確實普遍存在。早在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公車改革要求。2005年至今，探索公車改革的試點均被列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內容。遺憾的是，公車私用的醜聞仍是一拍一個準。
　　公車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從三個方面看得出來：一者，公車支出是三公消費中的“重頭戲”。預算要減負，公車當“先行”。截至8月8日，18個省份公布了本級政府“三公”。從各省份的支出看，公車支出額度最高。15個省份公車支出總額為75.54億元，達到三公經費支出總額的65.85%，最高的遼寧，其公車支出佔比高達84%。而此前中央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平均來看，公車支出約佔“三公”支出總額的7成左右。
　　二者，這些年，地方試點的“車改”不算少。1993年，廣東東莞選擇“取消配車，發放補貼”的方式，第一個啃下公車改革的螃蟹。此後20年間，各地車改悄然而動，從1998年大慶車改失敗，到2011年杭州車改成功收官，再到正在穩步推進的溫州、寧波等地的車改，共識與探索從來沒有止步。只是，這些試驗，要麼人走茶涼、要麼局地試水，多是改着改着就悄無聲息。
　　三者，“車輪上的腐敗”，會遭致民怨。就在幾天前，網上還反映“雲南紅河州志辦主任馮雲假期中公車私用”，經查，情況屬實，相關部門免去當事人紅河州志辦黨組書記、主任職務。在廣東，廣州有舉報公車私用的區伯，惠州也有半職業舉報人“惠陽區伯”——前者兩年內舉報了100多輛“私奔”的公車，並成為全廣州家喻戶曉的人物；後者因為舉報“公車私用”等公共問題遭砍手潑硫酸弄瞎眼。如果公車能被關進“籠子”，這些醜事、怪事、不平事就會少很多。
　　總之，車輪上的浪費觸目驚心，真正意義上的車改迫在眉睫。如今，在我們對改來改去難成氣候的車改幾乎要喪失信心的時候，有民企現身，高調承諾，保證做到“嚴禁黨員領導幹部公車私駕、公車私用”，令人醍醐灌頂：公車管理，既無涉敏感領域，也無須技術壟斷，何不將公車服務交由民企經營，由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説不定還真能治好公車頑疾。
　　退一步説，企業提供公車服務，也許難治領導私用的問題，但不會放任司機浪費那“三分之一”。而且，還能降低職能部門管控公車的成本，將公車消費曬在陽光下。既然民企有風險抵押的勇氣、願意服務方“滿意再付費”，還等什麼呢？不妨讓他們代管公車試試，看看公車運營到底要花費多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