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值《稅收徵收管理法》修改，公布草案向社會普遍徵集意見過程中。近日，《稅收徵管法》修改專家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會上，原全國人大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俞光遠説：實際稅收徵管過程中，現在我們是依照上級下達的指令性、指標性的任務來徵稅；而不是按照稅法規定的範圍和稅率，來依法徵稅。
　　某種意義上，用怎樣的方式徵稅，映射着一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指數。眾所周知的常識是，當法律賦予專門機構以徵稅權，亦同時設定了一攬子的限定條款。由“稅種”、“稅率”等等條文構成的成熟規則體系，確保了稅收徵管的健康秩序。
　　毋庸諱言，“依照上級指令性、指標性的任務來徵稅”，充斥着諸多不確定性。此一格局所以形成，公眾其實也很可理解：公共財政增收的強大壓力，加之一貫的“財政系統強勢，稅務系統弱勢”，共同導致徵稅機關徹底淪為“目標執行者”……其所衍生的消極後果可謂多矣，一方面架空了稅法的權威，背離了稅收法定之原則；另一方面，兼有造成“稅金流失”或“過度徵收”的風險，且極易滑向極端。
　　“年頭好的時候，稅務機關無需充分收稅，部分應收稅收就留在企業內部，於是有了滯納金的問題；在年頭不好的時候，稅務機關一查企業，追繳這部分欠稅，又産生了過頭稅”——徵稅環節用力不均、尺度飄忽，已然給市場主體帶來極大困擾。
　　事實上，徵稅本應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該存有“投機取巧”式的動搖。可以預見，缺乏內在穩定性的徵稅路數，極可能驅離一部分現有的市場參與者，並可能嚇退某些潛在入市者，這相當於變相壓縮了“稅基”——從長遠看，則有害於財政收入的增加。畢竟，只有篤定的稅收徵管，才能給市場以信心和穩定預期。
　　其實，由“按任務徵稅”回歸到“依法納稅”，或許只是優化、升級財稅體系的第一步。而從源頭上厘清稅收立法權與稅收徵收權間的糾葛，才是理所當然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