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目前正在審議的《環保法修正案（草案）》規定，環境公益訴訟主體將只限定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一家。這在業界引發激烈爭議，因為中華環保聯合會採取企業、個人兩種會員方式，其企業會員分5個級別，根據級別不同，每屆分別繳納1萬元~30萬元不等的費用，而這些企業會員中，很多都是曾被曝光的“污染大戶”。（《每日經濟新聞》7月1日）
　　有人將《環保法》稱之為“近二十年執法效果最糾結”的中國法律，它隱含了兩個不爭的事實：一是在唯GDP論的政績觀下，一些地方“污染換發展”並不是傳説；二是環保執法受地方利益掣肘，舉證易、執法難，起訴易、審判難，公益訴訟更是鮮能成行。因此，修法是大勢所趨。《環保法修正案（草案）》二審稿明確規定“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以及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環保聯合會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一“獨家授權”的法條，究竟是腦殘規定，還是確有苦衷呢？
　　在鋪天蓋地的質疑與諷刺聲中，很有必要接受一個現實：儘管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訂後，增加了關於“公益訴訟”的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實際上，不少民間環保組織提起的環保公益訴訟案，經常遭遇“主體不適合”為由而不予立案的下場。修訂中的《環保法》單列授權給中華環保聯合會，未必不是無奈的良善之舉。這當然還要有幾個前提：一是中華環保聯合會要“身子正、立場穩”；二是這個組織必須具有強烈的開放性，給其他環境公益組織提供公益訴訟上的義務服務。
　　然而，儘管中華環保聯合會這兩天一直在拍胸脯保證“不是壟斷、不會權力尋租”，但起底出來的種種內幕，卻不能不讓人為新法的“偏好”而擔心。一是污染大戶竟是這一環保組織的“企業成員”，以其會員單位為例，譬如2008年、2009年，玖龍紙業（重慶）有限公司分別因為排污問題而受到處罰；2013年，玖龍紙業（太倉）有限公司被江蘇環保廳監控到有超標排放行為。如此“海納百川”，中華環保聯合會名副其實嗎？二者，一邊收錢、一邊起訴，思維能理性嗎？譬如按照其《聯合會章程》規定，加入該會的企業需按規定繳納會費，最高標準是一屆要繳30萬元，你交錢了，它還會在公益訴訟時“下狠手”嗎？
　　中華環保聯合會在對待會員與非會員企業的污染問題上，確有一些令人浮想聯翩的“巧合”。早在2007年1月，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曉義向該會寫信稱，由於對中華環保聯合會關於金光集團APP中國林漿紙一體化調研報告持有不同意見，決定辭去該會理事一職。綠色和平組織一位負責人則稱，中華環保聯合會過去幾年的一些公益訴訟，主要是針對一些地方小企業，沒有涉及一家會員企業。
　　即將在新《環保法》中承擔公益訴訟中流砥柱作用的“獨家單位”，拿不出一件刮骨療傷姿態的訴訟行為，莫非要等新法“認證”之後再去大刀闊斧？靠搞收費會員制的公益組織來獨家提起公益訴訟，起碼在邏輯上，是一件很扯的事情。
　　公眾最擔心的是，本來環境公益訴訟可以主體多元，現在“獨家認定”之後，莫不是逼著聰明的企業趕緊去中華環保聯合會“交會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