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審議中的《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把中華環保聯合會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有評論稱，限制環境公益訴訟主體為中華環保聯合會一家，是“一種倒退”。中華環保聯合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曉東日前否認了該聯合會“壟斷公益訴訟”的説法，並稱此事沒有背後運作，聯合會不會權力尋租，接受賄賂。
　　有沒有背後運作，暫時不是公眾關注的焦點。會不會權力尋租，也只可能在未來時態中發生。現在的問題在於，如果《草案》通過，確定中華環保聯合會為訴訟主體，將會帶來很多可以預見的問題。一個地方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受害最烈的是直接的當事人，最了解情況的是就污染問題與企業交涉過的人（通常是當地的民間環保組織）。可是按照新的環境保護法，受污染之害的公眾和民間環保組織都無權發起環境公益訴訟，而只能通過半官方的各級環保聯合會。也許，將訴訟主體定於一家的目的在於防止泛隨意興訟，造成資源浪費，但是所有的訴訟都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沒有充足的理由自然無法形成訴訟，而對一味濫訟者也有反制措施，所懼何來？實際上，對環境訴訟權事實“壟斷”的害處，要遠遠大於可能出現的訴訟亂象的害處。因而，法律應該鼓勵有社會責任感的任何個人和組織成為環境訴訟的主體。
　　當然，中華環保聯合會確實發起過若干起公益訴訟，為環境保護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並且，他們也聲稱“條件成熟後，會團結更多的民間環保組織共同開展環境公益訴訟”。然而，一旦法律確認中華環保聯合會為唯一的環境公益訴訟主體，這必然會限制其他組織和個人環境維權的主動性和便利性。按照新規定，他們只能和環保聯合會合作提起訴訟，提議申訴決定權在後者。如此一來，合作的性質就成了：其他組織和個人依附於環保聯合會，環保聯合會可以隨時“踢”走他不認同的訴訟夥伴。這種不平等的合作，事實上有害於凝聚多方力量保護環境。問題隨之而來，身受其害者的維權意願和耐力通常都高於“事不關己”的其他組織，讓他們釋放能量有何不可？
　　除了訴訟資格之爭，還有一個訴訟“避嫌”的問題。中華環保聯合會旗下的企業會員，分會員單位、理事單位、常務理事單位、副主任委員單位、主任委員單位5個級別，每年按照不同級別交納會費。蹊蹺的是，其中有些會員企業有着違規排污的“案底”。比如説，玖龍紙業因為排污問題受到過處罰，金光紙業也曾釀成重大污染事故。這就引發了另一層憂慮：中華環保聯合會和會員企業之間有着利益關係，他們還能對污染型的會員企業發起環境訴訟嗎？即使發起了，還能不折不扣、不遺餘力地代表公眾利益嗎？據綠色和平一位負責人透露，中華環保聯合會在過去幾年做的公益訴訟，訴訟對象主要是一些地方小企業，沒有涉及到一家會員企業。
　　一方面承擔着維護行業秩序的公共責任，另一方面又和業內某些企業有密切經濟往來，這樣的組織代表公眾主張權益的公信力是成疑的，這在“全國牙防組”遭質疑等事件中可見一斑。所有的監督制度的設計中都必須考慮“避嫌”法則，通過規則的“防火墻”隔斷利益輸送，才能保證公益訴訟出以公心，不會走樣。也就是説，中華環保聯合會如果不放棄會費制，它能否對其會員企業進行有效監督就得畫上一個問號。
　　環境保護茲事體大，利涉千秋萬代，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必得謹嚴無隙，邏輯貫通，避免出現人為的BUG（漏洞）。就訴訟主體的確定來説，一要擺脫“壟斷”訟權的嫌疑，二要斬斷明暗的利益關聯。惟其如此，環境公益訴訟才有可能真正保護公眾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