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和大數據已經成為婦孺皆知的名詞，有人樂觀地預期，這兩個領域的技術進步有可能掀起新一輪科技革命，並拓開新的經濟增長空間。但科技進步是把雙刃劍，大數據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使本已存在的隱私權保護問題變得更加突出。
　　愛德華?斯諾登曾為美國國家安全局承包商工作，嚴格來説應該算是美國政府的一名臨時工。似乎政府部門的臨時工都習慣惹事兒，據他爆料，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有一個代號為“棱鏡”的秘密項目，負責跟蹤數百萬美國人的電話和網絡記錄。美國政府的做法當然有充分的理由——保護國家安全，而且得到了立法部門授權。
　　獲取海量數據之後，利用信息分析技術找出具有相關關係的因素，為行動提供指導，這是典型的大數據模式。網絡時代，人類的很多行為都會留下痕跡，技術手段為蒐集整理數據創造了條件，能夠接觸到數據和懂得分析數據的人就掌握了先進生産力，但獲得數據的過程中卻隱藏着魔鬼。
　　主動蒐集數據的主體大致有三類：一類是美國政府安全部門之類的機構，為對付恐怖分子得使用先進情報工具，但其中是否過度使用存在很大爭議，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很多年前就曾經擔憂，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成為科技精英的俘虜。
　　一類是基於商業目的的數據蒐集和使用。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案例是，沃爾瑪發現嬰兒紙尿褲與啤酒兩個毫無關係的商品銷量同步上漲，通過對購買行為的進一步挖掘分析，發現購買這兩樣東西的往往是青年男性，在為孩子採購紙尿褲的同時順便買啤酒犒勞自己。基於此，沃爾瑪在貨架上將兩種商品靠近擺放，在短時間內迅速拉動了銷量。
　　還有一類數據蒐集者是網絡狂人“極客”們，他們信仰自由，對於人為的限制極其不屑並熱衷於挑戰權威。斯諾登、曼寧和斯瓦茨都屬於這一類人，處於屌絲期的蓋茨、喬布斯等大致也可歸入這一類。這些人在尋找智力快感的同時，有時候會給其他人的信息安全帶來危害。
　　大數據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求數據具備可獲得性，獲取數據的過程必然會遇到數據的所有權和隱私權的保護問題。受到大數據光明前景的鼓舞，關心隱私權保護的人明顯少於呼籲提高數據可獲得性的人，那些抱着保護公共安全、推動科技進步等神聖目的的人更是如此，這種局面應該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