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上任以來高調祭出寬鬆貨幣政策，希望借通漲預期刺激經濟增長，由此引發業界對“安倍經濟學”效應的熱議。
　　不可否認，一季度日本GDP年化增長3.5%，東京股市自去年11月以來漲幅近70%等提振了民眾對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但經濟需求總量擴容需由人口增量與消費意願提升等共同帶動。而人口老齡化和僵化的移民政策，反映單憑短期量化寬鬆政策和貨幣幻覺，很難觸動日本經濟內在痼疾，甚至或將透支未來。目前日本已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國家之一，如截至去年10月該國總人口數再減28.4萬至1.275億人，65歲以上的老人首次突破3000萬，佔總人口的24%，14歲以下兒童所佔比例則跌至歷史新低的13%。
　　老齡化給日本社會帶來突出衝擊。其一，在職專業人才正面臨後繼乏力的尷尬，日本産業的創新和升級能力受到現實考驗。而且不斷萎縮的勞動力大軍正承受着巨大經濟壓力，現在日本大約每三個勞動力就需供養一位老人，而預計到2050年，每位勞動力就需供養一位老人。其二，老齡化讓政府部門面臨沉重的社會保障工作，養老金、醫療保險經費等令日本財政捉襟見肘，政府債務不斷累積，如日本政府債務為全球最高佔GDP的比重達240％以上。
　　而即便已陷入勞動力人口匱乏困境，日本仍在移民政策上秉持保守心態。雖然一些高官政要曾試圖對移民政策做出松動，但因經濟持續低迷、就業形勢嚴峻而遭反對，以至於日本人才輸入進程緩慢，並成為一個在人才流動方面極為封閉的國家。
　　安倍政府試圖借用大量印發鈔票、財政投資擴張、敦促日元貶值等擴展政策，給社會經濟輸入活力，其目的就是創造通膨預期，進而刺激消費提前釋放，並帶動相關投資跟進，最終扭轉經濟頹勢。但這一邏輯的重要前提——通漲預期卻未能真正成形。因為鈔票擴印並不一定就能帶來通脹，這些走出央行的增量貨幣如若被繼續儲存在商業銀行，那麼就難以掀起預想中的經濟效應。
　　如日本一季度職工工資仍為0.5%的負增長，其普通家庭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一直在44左右徘徊，而該數值低於50便代表消費者對於市場前景表現悲觀。可見，多數日本民眾的儲蓄意願依然強烈，客觀上抵消了印鈔帶來的影響。此外，日元貶值對消費、投資的拉動作用更值得商榷：一則日幣貶值意味着進口商品成本增加、影響消費；一則出口雖會受益於此，但約40%的日本出口是由日元定價的，受益覆蓋面實際較為有限。
　　宏觀經濟中的需求概念，在微觀上體現為“人口+消費”兩大因素。當下日本經濟在這方面卻未實質突破，所謂的刺激政策顯然只是短期效應，無法取得核心變化。正因此在進入5月下旬後，日經平均股指經歷了兩次大幅下跌，預示着日本經濟並未真正企穩走強，再度反映安倍若單純基於短期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成效有限，需盡快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切中人口結構矛盾及投資錯配肌理，以完善和修正“安倍經濟學”；否則安培經濟學將是水中撈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