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印度這樣的窮國，用美國的話説，增長應該是“易如反掌”的。基本上，這事關乎公共品供給：良好的治理、生命和財産安全、公路、橋梁、港口和電站等基礎設施，以及獲得教育和基本醫療服務的權利。與其他同等水平窮國不同的是，印度已擁有了強大的創業家階層，規模大、教育程度高的中産階級，以及一大批可以動員起來提供這些公共品的世界級公司。
　　那麼，為何印度GDP增長率顯得如此之慢，年增長率從2010~2011年的10%降低到了今天的5%？2002~2012年這樣年增長率近8%的年代只是個例外嗎？
　　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在過去兩年中出現了兩個重要因素。
　　首先，印度或許沒有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兩年的快速增長做好充分準備。比如，新工廠和礦山要求土地。但土地通常為小農或部落群體所有，他們既沒有明晰的權利，也沒有信息和能力與開發商和公司兼併方平等地做交易。毫不奇怪，農民和部落群體通常自認為被精明的買家糊弄，後者從他們手中低價獲得土地，然後高價轉手。而窮困農民所獲得的補償也確實不多；在賣掉它們的主要收入來源後，拜開發所賜，他們要面臨本地生活成本激增的局面。
　　簡而言之，強勁的增長考驗着經濟制度的應對力，而印度制度的這一能力低下。其土地權十分分散，處理土地兼併的法律早已過時，將土地性質變更為工業用地的過程也不透明。
　　印度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社會，當經濟制度讓窮苦和弱勢群體破産時，政治制度要站出來補償。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不同——它們的農民和部落權利從來不會構成開發的障礙——印度政客和非政府組織會挺身而出。土地兼併變得日益困難。
　　類似的故事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比如，政府在配置資源——如採礦權和無線頻段方面無法做到透明導致了法院的干預和需求變化。此外，當官僚被訴諸法庭時，他們會發現做決定的好處有限，儘管不作為的壞處很大。由於不再幫助企業的官僚決定着印度繁複的法律，獲得許可和批准不再是理所當然之事。
　　總而言之，由於印度現有經濟制度無法應對強勁增長，其政治制衡機制開始着眼於防止未來傷害，而增長就放緩了。
　　印度減速的第二個原因來自全球金融危機。許多此前增長強勁的新興市場國家對危機的反應是注入大量貨幣和財政刺激。這一度是正確的藥方，比如，2010年工業國紛紛復蘇。全球新興市場出現了強勁復蘇。
　　但是，和受困於財政、主權債務和銀行問題的工業國再次減速一樣，新興市場問題的解決也只是暫時的。為了抵消工業國需求崩潰的衝擊，它們實施了內需刺激。但內需對象並非相同的産品，本地需求産品在危機前已經供給不足。最後的結果是過熱——資産價格繁榮和通脹席捲各個新興國家。
　　在印度，瘋狂開發開始受到政治反對，投資也開始減速，這讓問題更加嚴重了。由此導致的供給約束惡化了通脹。於是，雖然增長在減速，央行還是提高了利率，以實現需求和供給的再平衡，導致經濟進一步減速。
　　為了在短期獲得增長，印度必須改善供給，而這意味着從消費轉向投資。且這一轉向必須通過創造能限制消極政治反應的新的、透明的制度和過程實現。從中期看，必須向笨重繁瑣的監管開刀，如此監管導致企業嚴重依賴於圓滑而合作的官僚。
　　新制度的一個例子是內閣投資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的初衷是促進大型工程的完成。委員會集合了相關重要部門的部長，起到了協調和加快決策的作用，最初的幾次會議就批准了數百億美元的支出項目。
　　除了加大投資，印度需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政府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緊縮自己的預算、減少支出，特別是自由裁量補貼支出。家庭也需要更強的激勵增加儲蓄。新的固定收益工具，如通脹指數債券，能起到輔助作用。降低通脹率亦然，這能提高銀行存款的真實回報。削減政府支出並輔之以收緊貨幣利率能促進價格穩定。
　　如果一切順利，印度會在未來幾年復蘇並回到當前平均8%的增長水平。大量新項目已經開工，它們有助於維持這一增長。比如，規劃中的日本合作項目德里-孟買工業走廊投資規模將超過900億美元，它將德里與孟買港口連起來，總長度1483公里，途徑六個邦。該項目包括九個大型工業區、高速貨運路線、三個港口、六個機場、六車道高速公路和一個400萬千瓦的電站。
　　我們已經可以從印度高速公路系統建設中看到經濟活動的巨大提振。連接印度政治和金融首都的德里-孟買工業走廊對就業和增長的提振可能還要大得多。
　　因此印度經濟前景是光明的。但如果印度政客只顧政績，不顧制度建設，那麼當前的減速之勢可能意味着漫漫熊途。（作者係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印度財政部首席經濟顧問，著有《斷層線：隱藏裂縫如何仍在威脅世界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