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問題，最近重新成為全球，尤其是歐洲的熱點。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歐洲各國走過了擴大政府開支創造需求、增稅減支以削減赤字和債務兩個階段。但是，從2010年開始的緊縮最近又遇到了挑戰，而這一次挑戰除了單純的政策層面，還來自理論方面。一篇著名的論文認為，當債務率達到90%之後經濟增長將會受到嚴重影響，但最近反對者指出這篇論文數據和計算出現了錯誤，引起了軒然大波，它為反緊縮人士提供了“新”的理論武器。
　　如果反緊縮派成功，緊縮被新的刺激政策取代的話，那麼歐洲的經濟再走2008-2010年的失敗的財政刺激之路，無疑會重新失敗一次。周而復始，重復失敗後，再重新失敗的循環。歐洲的這種刺激、失敗，緊縮、再失敗的反復折騰，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嚴重分歧在政策制定上的反映。
　　經濟出現危機後搞擴張的財政和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凱恩斯經濟學。這種學説已成為了不少國家的金科玉律，但這种經濟學，除了理論上似是而非以外，在實踐中其實也都以失敗告終。凱恩斯理論信奉者津津樂道的就是羅斯福新政，然而美國經濟在上個世紀30-40年代走出危機，實際上依靠的是二戰的爆發帶動的真實需求的大幅上升以及戰後的科技革命的帶動，把羅斯福新政的“成功”當作自己理論的成功實際上是貪天之功。戰後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幾乎都遭遇了赤字、通脹、經濟停滯、競爭力僵化的危機，而在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則出現産能過剩、貧富差距懸殊、經濟結構失衡、民間經濟不振、長期通貨膨脹、無效和劣質GDP充斥等問題。
　　所以有人開出緊縮處方。典型理論依據是“90%原則”，他們認為當公共債務/GDP越過90%這一臨界點後，會出現利率飆升和增長率下降的問題。這種理論被歐洲廣泛接受，並細化為“3%赤字”、“60%公共債務比例”的原則。然而，緊縮政策實施不到兩年，歐元區諸多國家出現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攀升且居高不下的問題。所以反對緊縮的經濟學家們又用數據證明，公共債務比例與利率實際上沒有關係、債務比例與經濟增長也沒有關係。言下之意是赤字和債務無害。但是，這種理論不需要重新實踐，歷史上失敗的例子已比比皆是了，歐洲的債務危機就是鐵證。
　　實際上，債務與利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係不是恒定不變的，既非前者一定為因後者一定為果，也非一定因果倒置，也非一定是互為因果，也非一定是沒有關係，它們之間的關係實際上要看具體的條件和環境。在不同的條件和環境中，它們起着不同的作用，可以有各種因果關係，也可以沒有因果關係。一般的經濟體，當赤字和債務比率過高時，融資利率必然趨於上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暴升，如希臘在2009年12月底，2年期國債收益率還在7%以下，但是到了2011年前後就一度超過了100%。但是美國由於實行了量化寬鬆政策，加上美元具有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所以美國的公共債務快速上升，其國債收益率長期是下降的。日本的債務比例超過200%，但利率卻非常低，但經濟長期疲軟。債務比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相關、負相關、不相關的理論，在世界上不同的國家、不同時期，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論點的例證。
　　所以，分析赤字、債務與利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既有視野問題，也有境界問題，很容易囿於某些局部數據而一葉障目。如果跳出這個問題，當今的赤字與債務問題、經濟增長問題是經濟哲學方面發生了嚴重偏差導致的。解決赤字與債務問題、經濟增長問題，只有在經濟哲學問題上正本清源以後，才能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
　　如果在哲學層面上，承認私有化和市場的基礎作用，那麼政府有形之手的邊界將極其有限，就不會造成經濟嚴重僵化和滯漲，也難以出現赤字和公共債務攀升問題；如果承認市場會有某些領域失靈，那麼就會有公正的市場規範，防止市場走向極端，那麼就不會出現衍生金融産品之類的過度膨脹問題；如果提倡適度消費、能責相當的消費，那麼美國等國家就不可能出現過度消費問題，也不會出現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問題。如果有正確的哲學，就不會不切實際地追求所有人的體面和富足生活，那麼歐洲目前的高額稅負、過度福利必然不會出現，也就不會今天這種一系列嚴重問題。如果是這樣，那麼今天圍繞債務與增長之間關係理論的激烈爭吵也就不會發生。
　　所以，看待今天的債務與增長關係，首先要回到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哲學層面上。從宏觀角度看，今天各國經濟主要是結構出了問題，所以要改變目前的全球經濟不平衡、各經濟體內部的不平衡。從這些問題入手，就超越了債務與增長之間關係的無休止爭論，就可以去解決經濟中的本質問題，那麼擴張與緊縮之間的反復折騰也就可以徹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