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行”）的官方網站，滿目已是其新任行長中尾武彥（(TakehikoNakao)）那低調、謹嚴而深思狀的標誌性表情——在正式獲得亞行理事會任命一週後，這位亞行新掌門、日本前副財長中尾武彥將於本週末在印度新德里的亞行年會上亮相。在獲得任命前，他是唯一一位候選人。
這是日本政府特別是日本財政部的歡欣一刻；儘管不少國際和國內的觀察家對中國未能推出自己的候選人而扼腕惋惜，這卻未必是中國政府的沮喪一刻，因為，在一些中國決策者看來，這個職位不需耗費我們太多思量。然而，沒有派出具有競爭力的候選人參與競選，甚至沒有意識到有必要這麼做，確是中國在全球舞&上按照“中國慣性”出牌的典型性“系統失誤”。
這是一個全球國家間前所未有地被經濟、金融和地緣政治紐帶捆綁在一起的時代，在全球&&上善用資源，通過博弈和斡旋來維護本國利益，進而增進全球福祉，已經成為一國決策的必選項，而非可選項，小國如此，大國更甚。
一項研究顯示，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在危機後，外部因素所引起的GDP波動是危機前的數倍。也就是説，危機前，對於一些國家而言，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足以駕馭自己的經濟全局；而危機後，無論你是否願意，外部的變動和衝擊都足以影響一國的經濟全局。中國在危機後經歷的持續經濟下行足以説明這一點。
作為一個“地理小國”、經濟大國，日本胸懷全球決策的歷史和習慣由來已久。不説遠的，就説最近。記得去年4月，在IMF-世行春季年會期間，日本率先宣布，在IMF救助歐洲的增資計劃中承諾出資600億美元（這也是IMF增資計劃中金額最大的承諾），由於美國明確&&不出資，中國當時採取了承諾“不缺席”但金額待定的策略，幾個月後，中國宣布承諾出資430億美元。
回頭來看，中國的這一策略既不得分，也不失分。但日本願承擔全球責任的姿態顯然更加得分。不過，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毫無起色、而中國經濟蒸蒸日上的背景下，日本的積極舉動並未引起太大的關注。時任日本財長安注淳（JunAzumi）在年會期間舉辦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旨在擴大日本注資的全球影響。但歐美記者極少出席，佔據了全場大多數的日本記者並不提問，結果是我和一位中國同行戲劇性地“壟斷”了發布會的提問環節。
今年則形勢大不同。在“安倍經濟學”尤其是新任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HaruhikoKuroda）推出鉅額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加之中國經濟下行和金融體系風險擔憂加大，對於中國的國際氣氛已大不如從前那樣令人愉悅。相較之下，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似大有上升之勢。
在今年的IMF-世行春季年會期間，日本新任財長麻生太郎（TaroAso）在華盛頓的著名智庫CSI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作了一場主題演講，詳解“安倍經濟學”的三把火箭筒（Bazooka）——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在演講中，深諳西方社會心理的麻生太郎提出了“盟友經濟學”，煽情地用地道英語總結説：“到最後，美國是全球第一大民主經濟體，日本則是第二，我們一起可為良多，只有天空才是我們的邊界。”贏來滿場掌聲。我們幾位中國記者面面相覷之餘，也不得不暗暗佩服這位中國的強勁對手。
講這兩段故事是為了説明一件事：日本深知如何在全球&&上積極使用資源，獲得空間和利益。西方主流對於日本鉅額量化寬鬆政策的支持足以説明問題。亞行的案例亦是如此。如同世行之於美國、IMF之於歐洲，亞行對於日本而言，是全球地位的表徵和實現途徑之一。在IMF和世行掌門人的遴選備受詬病、新興市場國家地位呈提高之勢的背景下，亞行的情境應大體類同。
因此，日本上足了發條，準備全力應戰來保住這一“歷史遺産”。今年2月26日，早在黑田東彥離職亞行之前，麻生太郎就宣告説：“從現在開始，我們將不得不舉行多種形式的競選活動，以確保日本取得亞行行長一職。”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居然沒有一個國家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中國當然也沒有。事後，也許日本人會想：原來，這一次，是我們高估了對方。
如前所述，中國和全球經濟金融的關聯已經高度緊密，不胸懷全球決策、斡旋和騰挪，不僅難為中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事實上，也難保中國經濟全局的持續增長和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説，圍繞全球經濟金融&&和議題的決策，中國需要更加主動，而若要做到主動，則首先須在決策架構上站得更高，並打通各相關決策部門。
和世行類似，由於亞行項目多和財政補貼挂鉤，因此，中國財政部是“默認負責部門”，中國在亞行派駐代表也均為財政部官員。據了解，在亞行行長競選一事中，財政部的觀點是明確反對派人參與競選，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財政部系統內找不到合適的人選。這裡有兩大問題值得關注，其一，由於部門壁壘的原因，更因為沒有更高級別的決策系統直接負責和參與這一決策過程，因此，即便其他部門有合適人選，也很難通過財政部系統獲得推薦；其二，由於中國長期“重內不重外”的傳統，在財政部和央行系統內，駐外官員回來後很難獲得提升，這也導致了優秀人才大抵不願被外派的格局。而在全球央行和財政部系統內，往往是各國派駐IMF和世行的部門級人員回國後提升為財政部副部長或央行副行長，這個級別的官員赴IMF或者世行擔任副總裁或者副行長，回國後往往被提升為財政部部長或央行行長。
不難看出，若要在全球博弈中獲得主動，建立更高層面的決策架構是當務之急。考慮到事關國際經濟金融無小事，在現有架構下，中財辦統一協調並建立更高級別的決策程序，也許是一個可行的安排。
不願拿出資源，是亞行案例中凸現的另一個中國“決策慣性”。在前文述及IMF增資案例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總覺得只要拿出資源，就是壞事，就該説“不”。以亞行來説，美國和日本是並列第一大持股國，各佔15.65%，而中國晚近加入，是亞行第三大股東，持股6.46%。與此同時，中國也是亞行最大的借貸國之一，2011年，中國累計接受亞行259.8億美元的貸款支持，僅次於印度。
據了解，中國財政部的思路是，如若競爭行長一職，不僅需要重新考量目前中國從亞行獲得的貸款，還須增加注資（大約20億美元），因此，不應予以考慮。然而，國際上的行事規則是“giveandtake”，沒有免費的午餐，獲得更大話語權的另一面必定是拿出相當的資源。中國坐擁3.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然具備付出一定資源的實力。同時，隨着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認為中國應當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觀點也漸成全球主流。期望不付出資源，就可以獲得在現有秩序中決策地位的提高，其實並不現實。
寧願另起爐灶，在現有&&着力不足，也是亞行案例凸現的中國“決策慣性”。和對亞行的“掉以輕心”相比，中國財政部對“金磚銀行”投入了更多的關注和熱情，似乎這樣才可以避免和某個國家的“正面衝突”。其實，建立一個新的框架耗時耗力，遠非一日之功，金磚銀行進展緩慢，完全在意料之中。因此，在既定架構下務實參與，恐怕是必然的選擇。
在這方面，中國也有成功的案例。清邁多邊協議（CMIM）下的東盟與日中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區域內經濟監督機構）成立之初，在中國的斡旋下，中日出資金額持平，博弈體現為均衡態勢，AMRO的首任總裁由中日共同擔綱，中國人（國家外匯局原副局長魏本華）出任第一年，餘下兩年則由日本人擔當。
事實上，中國派出人選參與亞行行長競爭，即便未能最終獲任，也絕非失敗。正如世行來自新興市場的候選人——尼日利亞財政部長恩戈齊 奧孔喬－伊維拉（NgoziOkonjo-Iweala）在接受我們獨家專訪時所言，落選並非失敗，“我視之為一次勝利，因為我們終於能讓整個世界都來重新思考全球治理的問題。”
思維決定戰略，系統決定執行。中國缺席亞行行長競爭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契機，是時候來全面檢視中國在全球財經金融&&上的戰略制定和系統執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