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國內CPI同比為2.1%，較2月大幅回落1.1個百分點。CPI超預期回落，除食品價格出現較大跌幅外，“上海漂豬事件”對此亦有微弱影響，但基本與3月底才公布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致死病例無關，禽流感蔓延態勢或影響未來短期的CPI表現。
　　那麼，人感染H7N9型禽流感事件對我國的CPI究竟可能産生怎樣的影響呢？筆者在此通過對比歷史相似時期的物價表現試加分析。
　　到目前為止，醫學界尚未確定H7N9型禽流感可通過人際傳播，但如果這一底線被衝破，就可能出現如同2003年“非典”那樣的糟糕情景。回首當年，“非典”爆發前，我國恰好處於通縮狀態，物價漲幅自2001年底以來就在零值以下徘徊；“非典”時期的CPI同比漲幅除2003年5、6月出現小幅向下回調外，基本處於見底後緩慢回升的通道中。在此之後，物價漲幅在流動性充裕背景下持續上揚，當時一輪周期的CPI上行時間持續了26個月，與歷史水平基本一致。因此，“非典”對整體物價漲幅的影響在時間與程度上均有限。
　　分區域來看，“非典”初期（2002年底至2003年3月）物價反映較為短暫且平緩，即便在案例多發地廣東省，其CPI同比也基本呈現低位回升態勢。2003年4、5月，“非典”蔓延至北京且處於高峰期，但由於上年基數較低，北京物價同比並未出現異常的跌勢；不過當年6、7月北京CPI同比分別降至-0.8%和-1.3%，物價漲幅有明顯的短暫性回落。
　　儘管時至今日“非典”的病毒來源仍是謎團，而市場的恐慌心理直接導致了肉禽及其製品、水産品等需求急劇下跌，相關食品價格急跌。對比歷年同期食品CPI環比表現，在2003年二季度的“非典”高峰期，食品環比降幅高出同期其餘年份平均值約1至2百分點，也高於同處通縮期的2009年食品CPI環比。不過，在2003年下半年“非典”消退後，食品CPI環比出現恢復性大幅回升，漲幅高出同期歷史水平1.5至2.5個百分點。
　　或許由此可以大致估計，倘若這次人感染H7N9禽流感升級，假設今年二季度食品CPI環比也出現接近2003年4至6月的大幅下跌（分別為-1%、-1.9%和-3.3%），在非食品價格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初步測算，今年二季度CPI同比將比按照同期歷史平均值測算的結果下降0.1-0.3個百分點；全年CPI同比可能因此而略有降低，但緩慢上行趨勢不會改變，只是波動性相對此前預期將更大。
　　倘若此次H7N9型禽流感不會如非典一般在人際傳播、且能有效控制從家禽、鳥類到人的感染渠道，那就僅對局部地區的肉禽及其製品的短期市場需求和供給有抑製作用，從而下拉特定食品的價格。由於各類食品之間的需求短期具有可替代性，如肉禽類、蛋類可被水産品、蔬菜等替代，所以總體來看，短期內全國範圍CPI同比受到的影響應該有限。當禽流感陰影消散，在需求回升的帶動下，相關價格也將恢復性回升。在這種情景下，H7N9型禽流感可能也會如近十年來出現的多次不同類型禽流感、生豬疫情等事件一般，對整體CPI的影響將非常有限。
　　由於H7N9型禽流感病毒來源不明，前期發生在上海黃浦江上的死豬事件也被視作禽流感病毒可能的傳染源，豬肉市場的短期需求因此大受衝擊。不過近期豬肉價格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仍然在於上半年市場供給充足，一是前一輪補欄在生豬存欄量處於四年以來平均水平時就已啟動，存欄量的低點高於歷史周期低點；二是母豬存欄量自2011年7月以來就一直處於高位，並未隨生豬存欄量近5個月的下降而下降。即便未出現死豬與人感染禽流感突發事件抑制需求，上半年豬肉市場也將呈現供大於求的狀況。不過，隨着生豬存欄量逼近四年來的低點，未來母豬存欄量存在的減少壓力，下半年豬肉市場供給將有所減少，而屆時需求將可能有季節性與恢復性上升，豬肉價格將啟動較為平緩的上升周期。今次突發人感染禽流感疫情則進一步放大了全年豬肉價格的波動程度。
　　綜上所述，如果這次H7N9型禽流感進一步蔓延，尤其如果出現人感染人案例，勢必下拉短期物價走勢，具體影響程度取決於病毒蔓延態勢，但假如人感染禽流感得以快速控制，且不會通過人際傳播，那麼短期內僅僅會由於肉禽類需求結構改變而導致食品CPI中細項價格漲跌不一。上半年豬肉價格受供給充足疊加禽流感的影響難以改善，可能在下半年隨着供給緊張、需求快速恢復進入上行周期。總體而言，人感染禽流感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短期CPI，但基本不會改變全年CPI溫和上行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