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3月25日廣東版“國五條”細則&&後，北京、上海以及重慶等地的“國五條”地方細則於30日落地。比較各地細則，京版最為嚴厲，規定禁止京籍單身人士購買二套房；嚴格按個人轉讓住房所得的20%徵收個人所得稅，出售5年以上唯一住房免徵個稅；進一步提高二套房貸首付款比例。
　　各地“國五條”細則如期而至，卻引發了諸多議論，認為細則“不細”、新意不多、力度不夠、留有“後手”等，譬如“上海嚴厲不及預期”“重慶僅主城區限購”等均被重點觀察。
　　現今情勢下，地方版“國五條”細則是不是越細越好，或者説越嚴越好，是一個頗值得思考的命題。一段時間以來，圍繞着樓市調控政策，引發了很多“溢出效應”，比如“離婚為避稅，結婚為買房”。由此説明，房價已經不是一個單一問題，其背後有着更深層次的“集成問題”，包含經濟、社會和心理等諸多方面。是以，調控需要觀照樓市背後的複雜性，體現政策對現實問題的考量和關切。這個階段，調控細則需要剛柔相濟。
　　行至目前，房地産行業被學界認為已經到了分水嶺階段。來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數據顯示，到去年底，我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已達到32.9平方米。有分析指出，根據世界各國經驗，在人均住房面積達到30—35平方米之後，城鎮住房的絕對短缺時代便宣告結束，住房供應進入平穩階段。也就是説，房地産調控的政策重心，需要從新建商品房向新建房與存量房並重方向轉移。如果説調控新建房需要制度剛性的話，那麼調控存量房因為涉及普通市民的財産性收入，就需要相對柔性的一面。
　　此外，我國將在2014年6月底前&&並實施不動産統一登記制度。不動産統一登記被寄予貫徹物權法、反腐、打擊房地産投機等多重厚望，並且被視為房産稅&&的必要前提。果真如此，那麼房地産調控就有可能實現從過多依靠行政手段向建立長效機制的“質變”。調控的“質變”過程，一定程度上也是存量房重新整合配置的過程，需要為部分普通市民改善住房或者出售多餘住房預留空間。從這一角度觀察，調控政策也需要剛柔相濟。
　　在房地産市場和調控政策雙重轉型的“前夜”，比關注地方版細則到底能嚴苛到什麼程度更重要的，是觀照政策的剛柔並濟程度。政策妥協性地存在一定“後手”，既説明調控任重道遠，或許也是調控轉型期留給市場整合配置的必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