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制度除了包括國家層面的中長期發展戰略以及具有約束力的減排目標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層面&&和實施一系列財政、稅收、交易等政策手段以確保目標的實現。目前比較常用的低碳政策可以概括為經濟手段、監管手段兩大類。
制度創新被普遍認為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能源強度下降本質上是節能技術進步、管理水平提高以及體制創新的結果。路徑依賴理論也説明，要打破“碳鎖定”必須引入外生力量。低碳制度除了包括國家層面的中長期發展戰略以及具有約束力的減排目標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層面&&和實施一系列財政、稅收、交易等政策手段以確保目標的實現。目前比較常用的低碳政策可以概括為經濟手段、監管手段兩大類。
經濟手段的出發點是為低碳經濟的市場參與者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使發展和投資低碳産業的環境更具有吸引力，如引入稅收減免，碳基金或者給予具體行動某種形式的財政支持等。經濟手段與強制手段相比，可以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促進低碳技術創新，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
低碳相關的經濟手段主要包括：
清潔發展機制
（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簡稱CDM）：清潔發展機制是實現低碳經濟的一種重要手段，其主要內容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合作，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既符合可持續發展政策要求，又産生溫室氣體減排效果的項目投資，作為其履行減排義務的組成部分。
排放量交易制度：排放量交易是指在市場上買賣排放量的方法，大部分採取買賣排放許可證的方式。減排能力強或排放量富餘的企業可以將剩餘的減排量賣給減排額度不足的企業，從而達到各取所需的共贏目標，有利於社會整體減排成本的最小化。實際操作中一般先通過政府發行規定好排放量的排放許可證，企業可以通過排放量交易平台買賣許可證。
徵收碳稅：所謂“碳稅”是指針對商品和服務，根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進行課稅的一種制度。其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達到排放量越少負擔額越少的效果；二是通過對二氧化碳的排放課稅為政府增加稅收，由此獲得的稅收又被政府用於發展低碳經濟。
減稅和補貼：對産品進行節能評級和測試，並制定合理的標準對開發節能建築的地産開發商、可再生能源廠商、新能源或節能汽車廠商等研發和使用低碳産品的企業進行減稅鼓勵措施，或通過增加政府投入、設立碳基金等渠道對其進行補貼；加強金融對低碳經濟的支持，積極發展碳金融市場，為低碳轉型提供更好的資金環境；對購買節能産品的居民提供優惠的消費性抵押貸款、減稅或補貼政策等。
監管手段以法律或行政法規、行業標準等方式強制市場參與者實現某些目標，如污染排放標準，能源安全標準，甚至在責令停産
（如禁止政治導向型核能的生産）等。監管手段和經濟手段的不同點在於，監管手段作為法律層面的工具是促進低碳能源發展的有效保障。
低碳立法：為保證減排目標的順利實現、發展模式的順利轉型，必須圍繞低碳技術創新與發展新型清潔能源進行相關法律制度創新與法律體系建設，將溫室氣體減排和低碳經濟發展以法律的形式義務化，形成較為完整的低碳法律框架。能源法、環境保護法、資源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都是對高排放、資源密集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的限制，因此要加快制定和修改有利於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法等相關法規，制定與可再生能源法相關配套法規和政策，通過法律手段促進清潔發展，使企業承擔發展低碳經濟的社會責任。要注重法律體系的層次性，既要包括國家層面的一攬子法案，也要包括針對各行業和不同市場主體的細則性規制。
標準制定：實行嚴格的行業和産品碳排放管制標準，制定節能控制指標。例如對家用能源設施實施最低能源效率標準，交通運輸行業的燃料經濟型標準，汽車等産品的二氧化碳排放標準，對建築制定節能評估標準，對可再生能源的應用比例進行標準制定等。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上述政策機制在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已在實踐階段，但發展還不夠成熟，尤其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能源結構、社會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還必須堅持“發展”的首要地位，在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的基礎上兼顧節能減排目標，因此在制定本土化政策時必鬚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