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春天，江南大地春光明媚，但對尚德集團來説卻是無比煎熬，內有創始人施正榮“被辭職”引爆的權力鬥爭，外有40億元即將到期的債務壓頂。與此同時，其他幾家國內知名光伏企業，如英利、賽維和天合光能日子也不比尚德好過多少。尚德集團的內外交困預示着光伏行業多事之秋遠未結束，甚至即將迎來生死存亡的冬天。
　　但是，不管光伏行業前途多麼撲朔迷離，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地方政府不遺餘力地對於光伏行業的拯救。例如，賽維是江西省第二大納稅人，圍繞賽維江西省已布局了預期1500億元的産值，而且引入了100多家光伏上下游企業，後期規劃産能達到5000億。如果這家企業破産了，不僅威脅到數萬人就業和250億元的債務（主要是國內銀行貸款），而且據測算，破産將導致企業所在地新餘市的經濟將倒退10年。尚德所在的江蘇省更是我國的光伏大省，以尚德為核心全省布局了600多家光伏企業，從業人員超過12萬。因此，歐洲、美國去年“雙反”導致出口基本停頓後，我國拉開了拯救光伏行業的序幕。例如，國開行內部圈定“六大六小”重點支持企業，其中就包括問題嚴重的尚德和塞維；在分佈式發電難以實現的情況下，國家能源局依然&&了國內消化産能的扶持政策；地方政府更是不遺餘力，銀行貸款免息、延期和支持比比皆是，而新餘市政府更是不惜將塞維到期債務納入財政預算來幫助這家民營企業渡過難關。
　　2005年各地大幹快上搞光伏，很難想象短短7年時間就出現冰火兩重天的命運。從國際看，光伏在新能源産業序列中發展和應用並不是十分順利，除了環保外，無法在短期內克服成本劣勢。因此，國際上對於新能源産業的扶持在於前期研發和終端發電企業以及廣大的光電用戶的補貼，前者解決社會資本不願意進入新技術研發的問題，後者在於適度縮減光電能源應用相比傳統能源在成本上的絕對劣勢，以便為長期內降低邊際生産成本，並為獲得推廣和市場認可贏得時間和空間。二者結合是産業激勵的可行路徑，同時不失對市場規律的尊重。
　　但是，我們的支持集中在中端光伏生産設備（組件）製造的補貼，補貼的對像是微觀生産企業，形式是為生産企業提供土地、稅收、貸款優惠。目前，國內在建或擬建的光伏産業園大概有100家，全國600個城市中約一半的城市計劃發展光伏産業。2004年，我國光伏産業還默默無聞，如今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太陽能面板生産國，佔據了歐盟市場80%、全球市場的65%，總體産能已經達到全球需求的兩倍。
　　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視對中端製造企業的補貼，而不願意在前端研發和末端消費上補貼，就在於中端補貼可以在短期內成就巨大的資本形成，有利於地方經濟增長、就業擴大和稅基規模，而在前端和末端的補貼則沒有這樣的短期效應。但是，這種扶持模式對企業來説卻提供了不當的激勵，不利於企業進行自主創新和培育核心競爭力，相反卻激勵了企業利用政府提供的低廉生産要素和信用背書去追求産能，甘當新能源産業鏈條上低端生産者角色。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需求銳減的情況下，本是收縮産能、結構調整的大好時機，但光伏産業卻憑藉地方政府的低要素成本支持而逆市增長，這不僅埋下了“雙反”的伏筆，而且造成光伏徹底綁架政府的局面。
　　光伏之困折射的不僅是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困境，也是我國戰略性新型産業發展的困境，進一步講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困境。光伏産業案例表明，我國新型産業發展依舊在走“老路”。在外需萎縮和國內消費填補條件不具備時，儘管這一模式之弊盡顯無遺，卻“大而不倒”，被綁架的政府為尋求短期增長而試圖將問題掩蓋，不僅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而且增加了未來解決問題的成本。在這種易産生道德風險的模式下，雙方只追求短期利益，而可持續增長和市場秩序形成卻漸行漸遠。相比之下，“次貸”危機後，美國之所以不惜挫傷自己的核心競爭優勢——華爾街，通過企業倒閉和經濟下降來規範人們行為方面的漏洞，立足點就是對公平市場秩序的維護和政府行為的規範。
　　上世紀90年代，在傳統製造業全面開放並向現代製造業轉變的過程中，我國並沒有在獲得競爭優勢，而將自己完全釘在了國際分工鏈條上低端的十字架上，根本原因就在政府行為不當破壞了市場秩序。而值得警惕的是，在我國致力於發展戰略性新型産業和實現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問題並沒有避免，反而變本加厲。“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在環境承載、要素成本和外需空間已經不容許的情況下，轉變政府行為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