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五條”&&備受關注，也使得持續多年的房地産調控格局更加撲朔迷離。
    回顧歷史，自改革開放以來，公眾對於房價的爭議就從未停止過。始於1993年的宏觀調控主要着眼於房地産投資，伴隨房價大起大落，也使得公眾形成了對於調控效果的期望。
    1998年到2003年的房改，開始終結了地産“福利時代”，越來越多在體制外的人群，也更易受到房價上漲的衝擊。但是直到2003年之後，房價才逐漸成為“脫韁野馬”。究其原因，表面上看福利保障房減少、城市化加快、金融投機增加、成本上升等導致的供求失衡，背後則有經濟發展模式、政府邊界定位、中央與地方關係等深層因素。
    客觀來看，作為“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一環，地産在大部分國家都是支柱行業。若是從供給角度來抑制産業過熱，則只能加劇供求失衡，且地方政府自身也會由於GDP考核制度而陷入矛盾。如着眼於需求，則經常會“誤傷”剛需。如果是只側重於供或求的一方而調控，或許情況會好些，但實際上相關政策經常對供求同時反向干預。
    此外，地産已成為産業關聯性最高的行業之一，由於“唯增長論”的思維模式的存在，因此房地産調控也挑戰重重。同時，由於地産背後牽扯了太多的利益格局，因此很多博弈與協調不可避免。其中，學界之間逐漸形成共識的是，如果不改變土地財政和開發體制，那麼房地産市場的根本癥結就變不了。
    當然，僅就影響房價而言，似乎增加地産供給、遏制需求，就會相對有效一些。但是，這一過程也會造成計劃的氾濫，以及地産開發中的利益被一些少數人或集團攫取。歸根結底，我們認為，房地産調控要想真正有效，就要不再糾結於房價，而轉向制度建設。解決地産調控迷局，或許有很多着力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兩條。
    一方面，從大處説，我們必須適應中國經濟的平穩節奏，而新型城市化也要“以人為本”、“軟體重於硬體”，跳出“徵地、開發、賣房、城市擴張”的老路，認真保護農民土地權益，同時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運用，必須考慮經過地方公眾的聽證與支持。
    另一方面，從具體模式看，通常有相機抉擇和自動穩定器兩種，前者往往會淪為“朝三暮四”的政策，後者則意味着摒棄行政干預價格，設計一系列機制，然後自發地對市場供求産生影響。例如：對持有一套房適度減稅，二套房、三套房以上差別增稅；把政策性保障住房建設上升到戰略層面，符合條件人群自動享受住房福利等。制度建設，在關係到人們生活的住房方面，作用其實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