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種欲罷不能的狀態導致污染問題難以得到根本解決，在這種狀況下，對污染企業收取排污費，反而成了它們繼續污染的‘保護傘’，對污染企業開徵環境稅，也難以避免出現這樣的結果。”　　　
　　今年的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在即，人大代表們正在緊張地準備議案。由於今年初在全國許多城市爆發了霧霾災害，因此治理PM2.5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很自然地成為人大代表們熱議的話題。有報道稱，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將要提出“關於應對灰霾天氣，實行區域聯防聯控，加快《環境保護法》修訂的議案”，直指PM2.5這個熱點。張全代表提出的一個方案是，開徵環境稅，通過稅收這個杠桿加大對污染、破壞環境行為的調控力度。
　　環境稅的開徵，當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業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加大防污染力度的積極作用。但事實上，我國目前雖然尚未開徵環境稅，但對於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事實上已經徵收各種收費項目，雖然它們的名稱在各地的稱呼有所不同，但都是圍繞着治理環境污染而推出的。然而，這些費用的徵收並沒有對防治污染起到積極作用，污染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甚至在今年初出現了惡性發作。這説明，不管是向企業收取防污費，還是開徵環境稅，是否能解決污染問題，其實是充滿疑問的。
　　與向企業徵收的增值稅和在交易環節普遍徵收的交易稅等稅收不同的是，環境稅是一種懲罰性質的稅種，它將讓産生污染的企業為此付出更多代價。但是，今天所出現的嚴重的污染問題，固然有一些企業缺乏社會責任的原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長期以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模式上出現了嚴重的偏誤，為了追求GDP的快速發展，大量容易産生嚴重污染的項目被倉促上馬，目前面對污染的後果，在治理上必須投入高額費用，但這又是這些企業力所不能及的。按照嚴格的環境保護標準，這類企業其實應該關停，但是地方政府出於維穩、就業和創造稅收等多方面的考慮，又難以作出這樣的決定。這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它有待於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效果。但是，我們畢竟在單槍匹馬推進GDP的模式上前行了幾十年，經濟運行對此已經産生了很高的依賴性，GDP每下跌一個百分點都會引起政府的嚴重不安，因此，改變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也就顯得步履維艱。正是這種欲罷不能的狀態導致污染問題難以得到根本解決，在這種狀況下，對污染企業收取排污費，反而成了它們繼續污染的“保護傘”，對污染企業開徵環境稅，也難以避免出現這樣的結果。
　　由於國內外經濟環境出現的變化，我國企業面臨的困難十分嚴峻，政府正在想方設法減輕企業負擔，以幫助它們渡過難關，目前正在各地推行的“營改增”，雖然落腳點是為了理順企業稅收的結構，但其大方向也是圍繞着減輕企業負擔這個目標。然而，環境稅的開徵卻與這個目標相反，它不僅無助於解決污染問題，反而加重了企業負擔，不利於企業“輕裝前進”。與此同時，環境稅的開徵客觀上將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而企業是可以將這種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在新一輪通貨膨脹已經現實地威脅到民生的背景下，環境稅的開徵無疑給企業增加了提高物價的強勁理由，這對於目前正在艱難推進的抑制通脹也是不利的。
　　環境污染問題關係到子孫萬代的福祉，不斷出現的霧霾災害已經現實地提醒我們，這個問題的解決已經不能再拖延下去。但是，我們需要防範的是政府藉&這一名義增加提高財稅收入的渠道。治理污染當然需要開支，但近幾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連創新高，政府完全有條件在不斷壓縮“三公消費”的同時，提高治理污染的費用預算。只要政府對此高度重視，不再把GDP作為惟一的目標，對一些有嚴重污染的企業進行轉業扶持，那麼，假以時日，我們一定能夠重新迎回失去已久的藍天白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