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在轉型，中國經濟也要轉型。生態文明建設要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必然與經濟轉型同步。從粗放型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從重視增長的數量轉向重視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已經成為專家和管理者的共識。綠色低碳轉型是一個國際趨勢。在2012年6月聯合國“裏約＋20”會議上，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背景下的綠色經濟被確定為議題之一，可以認為是世界經濟轉型的標誌和方向。綠色低碳轉型不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
　　綠色低碳轉型不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最近覆蓋我國東部地區的霧霾天氣，為傳統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我國不能再走以資源高消耗和環境重污染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了。如果再以資源廉價出口換GDP，把GDP作為發展的全部，造成人們口袋裏的錢多了但空氣變臟了、河水變黑了，就與發展本意背離了；這樣的發展結果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小康社會和生態文明的時代特徵。
　　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是我國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途徑，這一點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與此相對應，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應成為我國加快發展的重點。
　　從起源看，綠色經濟（GreenEconomy）源自1989年經濟學家皮爾斯等人出版的《綠色經濟藍圖》（BlueprintForAGreenEconomy）一書。該書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認為一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不應耗竭自然資源導致經濟發展難以為繼，也不應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導致生態危機和社會動蕩。與綠色經濟內涵類似的生態經濟在我國得到大力發展，黃河三角洲和江西鄱陽湖已被批准為生態經濟示範區。可以認為，發展生態經濟的目的，是追求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良性循環。
　　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是我國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途徑，這一點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與此相對應，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應成為我國加快發展的重點。
　　循環經濟的內涵我國已有法定表述。《循環經濟促進法》將之界定為：在生産、流通和消費等過程中進行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活動的總稱。減量化指在生産、流通和消費等過程中減少資源消耗和廢物産生。再利用是將廢物直接作為産品或者經修復、翻新、再製造後繼續作為産品使用，也可以將廢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為其他産品的組件和部件使用。資源化是對生産、流通和消費等過程中産生的廢物進行再生利用。“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綱要對發展循環經濟進行了整體部署，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共同推進的試點區域也取得明顯進展，形成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循環經濟的核心是資源的循環利用和高效利用，理念是物盡其用、變廢為寶、化害為利，目的是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統計指標是資源生産率。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碳排放為特徵的發展模式。低碳經濟發端於能源戰略調整，核心是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佔比、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不利影響。國際社會關注的氣候變化不僅是環境問題，更重要的是發展問題。氣候變化深刻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在討論綠色和低碳時應當明白，低碳的不一定是綠色的，綠色的也不一定是低碳的。如太陽能發電原材料多晶硅的生産，屬於高能耗、重污染的範圍；又如電廠脫硫雖然是綠色的，卻增加了能源消耗，因而並不低碳。嚴格地説，設計過多的環節或建設多餘的研製過程，勢必要增加耗能和排放。因此，減量化應注重減少多餘環節和過程。
　　國內外對 “綠色”內涵的理解並不相同。發達國家強調的綠色是溫室氣體減排，我國的綠色側重於二氧化硫、化學耗氧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減排。應該明白，發達國家是在解決了局部性環境問題（如揚塵、噪聲等）和區域性環境問題（如河湖水體污染和大氣污染等）之後，才將二氧化碳減排擺到優先位置，畢竟“春江水暖鴨先知”。基於“全球思考、地方行動”原則，污染治理是我國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應優先解決的問題；解決了我國的環境污染，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全球環境，因為中國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綠色經濟從環境友好角度評價，循環經濟從資源産出率角度測度，低碳經濟從碳生産力角度考量；提高了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也就減少了廢物（包括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可以説，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並行不悖，均是我國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實踐。
　　經濟轉型，或者説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按照吳敬璉老師的説法，這個問題提出已有30多年時間，即使按“九五”規劃提出這一要求算起也有16年了，然而，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效果不盡如人意，這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徵所決定。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不足、生態環境脆弱，易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還有不少貧困人口，又處於工業化、城鎮化、農村現代化的快速發展階段，發展依然是第一要務；能源特別是一次能源以煤為主，經濟發展付出的資源環境成本壓力巨大。扭轉這種不協調、難循環、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迫在眉睫。
　　有人認為我國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太超前了，有人認為我國發展綠色低碳經濟還不到時候，有人擔心發展綠色低碳經濟是發達國家設計的“陷阱”，此類擔心其實是多餘的：因為挑戰也是機遇，壓力也是動力。難道只能跟着別人走而不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嗎？顯然不能！因此，應當用發展的思路而不是停止的辦法解決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資源環境約束問題，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盡可能“彎道超車”，應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理念。綠色低碳轉型為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帶來極大機遇，對於緩解資源環境矛盾、轉變增長方式、提升産業結構等，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經濟轉型包括傳統産業轉型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兩個方面。綠色低碳轉型，不是要淘汰鋼鐵、建材等高耗能産業，而是使這些産業的發展更加節能和環保。應該承認，在我國産業結構中，工業比重偏高，低能耗低污染的服務業比重偏低；在工業結構中，重化工業佔工業比重明顯偏高。我國正處於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大規模的城鎮、新農村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消耗鋼材、水泥、電力等。鋼材、水泥、電力這些産業既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帶動産業，也是無法從國際市場獲得足夠産品的産業，即這些産業的發展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以此為理由，千方百計地推進重化工業發展，那麼我國的資源就會支撐不了，環境也會容納不下。通過生態設計、清潔生産和環境的全過程管理，將單位鋼、水泥等産品生産的能耗降下來，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效益，降低單位經濟活動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是我國經濟轉型的重要途徑。
　　經濟轉型可以産生新的增長動力，形成新的增長點。近階段國內外發展較快且有很大潛力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産業，大多數是低碳産業。如果以碳排放強度劃分，農業特別是傳統農業是低碳的，但人類不應也不能回到農耕社會，而應改變浪費型的生産和生活方式。服務業是低碳的，但服務業發展需要有一個過程，産業結構升級不可能一蹴而就。2009年以來，我國的光伏産業、風能産業發展非常快，在遭受西方國家的 “雙反”調查和國內産能嚴重過剩的“雙向”擠壓下，企業困難重重。從投入産出角度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具有投資回報周期長、成本高等特點，但卻是投資未來、為子孫後代發展奠定基礎的産業。因為地球上的能量主要來自太陽，即使煤炭等化石能源也是在地球形成過程中植物吸收太陽能並儲存在地下的能量。因此，高效利用太陽能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石。近年來，國家通過調整政策支持相關産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我國節能環保産業的發展也上了一個&階，不僅帶動了相關産業發展，也提升了服務業比重，優化了産業結構。
　　迫切需要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科學制定城市規劃，控制人口規模，優化功能分區，推動城市由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以中心城市帶動周邊衛星城的協調發展。
　　中國的城市化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這一點已成為國際共識。加快推進城鎮建設仍將是我國未來一個時期的重點任務。我國每年增加1000多萬城市人口，這樣的城市化規模在世界上尚無先例。城市可以使人民以較低的成本分享發展成果，但城市化過快也會出現不協調問題。我國每年因城市化減少土地數十萬公頃，一些地方見不到糧田，基本被水泥或瀝青覆蓋了。我國歷來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通過開發拋荒地、沙灘地等，即使在數量上能做到“佔一補一”，在質量上也難以達到糧田要求；糧田減少對食品安全的影響不容忽視。一些地方地賣了、樓建了，但車間不多，大樓裏住的人不多，這種土地城市化快於人口城市化的現象，實質是預支甚至透支發展成果。一些地方的小區還沒有住人就推倒重建，“今天建明天拆”，“拆遷隊”跟着“建築隊”不僅導致耕地被大量佔用，也浪費了資源和資金。房價居高不下，一些地方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難與樓房空置率偏高並存；一些城市霧霾天氣多發，一些城市 “潮汐式”交通堵車現象突出。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和一些企業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地、過多地侵害進城農民和被拆遷群眾的利益，這些“城市病”如果不能有效治理，可能會誘發其他社會矛盾。因此，迫切需要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科學制定城市規劃，控制人口規模，優化功能分區，推動城市由單中心向多中心轉變，以中心城市帶動周邊衛星城的協調發展。盡量少建高層、超高層大樓，發展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礎設施。改革戶籍制度，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改善農民工就業、居住、就醫、子女就學等基本生活條件，並逐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加強農村飲水工程、公路、沼氣建設、電網和危房改造；建立包括農村文化、教育、醫療衞生和社會保障等的公共財政保障基本制度框架，推動城鎮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進入農村，形成以工帶農、以城帶鄉的協調發展格局。
　　經濟轉型、綠色低碳轉型是人類社會的一次重大創新機遇，我們應當有所作為。雖然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享有全球化、制度安排、産業結構、技術革命等後發優勢，但不得不接受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不得不在國際分工中處於“利潤微笑曲線”低端，不得不在資本和技術上處於依附地位，甚至被發達國家轉移的資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勞動力密集型産業 “鎖定”。因此，應通過國際合作與交流，共同開發綠色低碳技術，參與新的“游戲規則”制定，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獲得必要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權利。應以提高資源産出率為核心，構建激勵和約束機制，引導技術、資金和其他資源投入到生態文明建設領域，促進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只要有了適合的戰略、政策和機制，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可以跨越發展階段，而且還能拓展技術和經濟發展空間，佔領道德制高點，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