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麼讓全球量化寬鬆的底線一次次被突破？巨大的債務壓力直接威脅着高負債國家的融資能力，當財政政策嚴重受限，用貨幣政策替代財政政策已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普遍採用的模式。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五年之後，美國經濟依舊脆弱。去年四季度GDP出現0.1%的萎縮，並創下2009年最差表現，正印證了美國真正走向復蘇並啟動新的增長之路依然十分艱難。
當前，美國經濟最大的風險還來自於“財政懸崖”的不確定性，儘管延後解決期限兩個月，但“自動減赤機制”以及兩黨討價還價還將增加問題的解決難度。在經濟陷入停滯的境況下，美聯儲宣布繼續維持每月400億美元MBS和450億美元長期國債的資産購買計劃規模，並將在失業率跌至6.5%、通脹率不超過2.5%的情況下維持超低利率政策。
在資産負債表式衰退大背景下，政策刺激只是“緩兵之計”，很難徹底逆轉債務危機所帶來的巨大阻力。美聯儲長期低利率將增加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的難度，其弱勢貨幣傾向的匯率政策很容易加劇各國間匯率的競爭性貶值，爆發全球“貨幣戰爭”的風險非常大。
同時，發達國家的量化寬鬆大潮進一步推動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的趨勢性回升。現在，美聯儲資産負債表已經飆升至3萬億美元，基礎貨幣規模在不斷擴大，隨着歐債危機的逐步緩解，全球的風險資産就可能受到刺激，流動性流向大宗商品和新興市場，從而加劇未來全球通脹風險。
量化寬鬆無法對衝債務“去杠桿化”，更不是讓美國真正走向復蘇的正確出路。如果美國不從根本上改變債務依賴型增長模式，調整財政收支結構，美國經濟乃至全球將為此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