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等九大行業兼併重組的消息，昨天（1月23日）突然見諸國內媒體的版面，令市場觀察人士多少有點意外。
兼併重組是九大行業的老話題，但僅新世紀以來前後三輪結構調控，兼併重組都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因此，當“狼”真的來了，業界普遍缺乏足夠心理準備。但這一次很可能是動真格。
被納入兼併重組的九大行業除鋼鐵外，還包括汽車、水泥、船舶、電解鋁、稀土、電子信息、醫藥、農業産業化龍頭企業共八個行業。
經多年發展，這九大行業已形成四大帶共性的市場特徵：
其一，都是國民經濟的支柱行業，眼下規模經濟效益顯著；其二，九大行業排名前十的企業，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有的還是國內外的“雙料上市公司”，還有的在一家企業名下有多家上市公司；其三，九大行業看似塊頭很大，但行業組織結構很不合理，産業集中度過於分散，社會化、專業化程度較低，虛胖和腫脹成為通病；其四，九大行業産能嚴重過剩。不妨以過剩最突出的鋼鐵行業舉例：2012年理論産能9.2億噸/年，實際産能只利用了6.8億噸/年，産能過剩高達2.4億噸。2.4億噸産能過剩大於全球經濟老大美國和老三日本去年的鋼鐵産量。
過剩的本質是浪費，它意味着企業開工率和設備利用率過低，攤到噸鋼上的還貸本息和固定資産折舊過高。這“一低一高”又造成三大突出危害：一是企業噸鋼成本畸高，正常利潤空間大多被過剩産能吞噬，從而加劇行業內企業“糊口型惡性競爭”；二是企業無錢進行産業升級和新産品開發，為維持現有市場份額只能大打“自殺式價格戰”；三是員工薪酬福利嚴重縮水甚至多年原地踏步，久而久之企業人心渙散。
解決産能過剩唯有大刀闊斧淘汰落後産能方能奏效。從國內外的操作實踐計大體有三條路徑可選：一是直接關門歇業；二是破産倒閉；三是由行業內龍頭企業實施兼併重組。
前兩種路徑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國內被廣泛採用，在前後5年間，全國下崗國企員工以千萬人計，它所留下的諸多後遺症迄今尚未完全消解。今天的情勢下，因就業涉及大民生及社會穩定，已缺乏操作空間。後一種路徑自新世紀後已有不少實踐案例，但總體看仍是成功的少、失敗的多。輿論詬病政府搞“拉郎配”的出典就緣於此。
有鋻於此，昨天九大行業兼併重組的消息一經披露，網上輿論對發改委等十二部委決意推進的兼併重組之初衷多有質疑，對兼併重組效果普遍不予看好。
筆者想客觀指出的是，歷史教訓固然值得吸取，但本輪兼併重組不同於此前的類似舉動。首要一條，市場情勢、資金來源、資源價格、政府協調服務和監管能力均已有了相當程度的質變。
僅以兼併資金説事，新一輪“大吃小”、“強並弱”的配對首先在上市公司之間進行。兼併重組資金可充分利用資本市場籌措。而且，兼併重組的主導方往往自有資金充裕。若資金仍顯不夠，兼併重組所多出來的“殼資源”就是實打實的“資金庫”。由是，這與新世紀初由政府主導的“拉郎配”式的、以強勢企業向銀行借貸再向弱勢企業“輸血”的兼併重組有質的區別。
再以兼併目的説事，淘汰落後産能已不是一關了之，而是利用已上漲數十倍甚至數百倍的土地資源“騰籠換鳥”。譬如寶鋼用上海寶山區的大片廠區土地切出“一小塊”作抵押，即輕鬆獲得大筆銀行商業信貸用於新興産業園區的起步開發……簡言之，土地作為最優質的兼併溢出資源，只要所換“新鳥”的定位不好高騖遠，實現多贏的幾率比以往歷次兼併重組要高得多。就算兼併重組失敗，它也不會形成銀行鉅額壞賬，亦不會平添財政包袱。
十二部委就此發布的“指導意見”對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劃定了五條邊界，其中最核心的是兼併重組堅持市場運作，遵循市場規律和市場準則，政府則主要做好規劃與服務，協調化解操作過程中出現的各類難題。由於“指導意見”全文尚待公布，分行業操作細則也未見公開，我們只能善意提醒政府務必説到做到。否則政府若越界一寸，兼併重組目標難免偏離一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