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飛逝，很快一年就要結束了。對於2012年中國經濟運行，我有如下若干思考。
2012年9月份以來，經濟企穩回升態勢越來越明顯。
目前，不僅PMI等先行指標回升，中國製造業指數10月份起就已超過50的榮枯線，滙豐製造業指數11月份起也超過50的榮枯線。而且經濟的一些同步指標也出現了回升，如工業增加值持續3個月回升，11月份更是回到10%以上，社會零售總額也回升到14.9%。廣受關注的房地産開發投資也開始回升，11月份累計同比達到16.7%。特別是一些實物量指標也出現了回升，如用電量、石油消耗量、貨運量等，從側面進一步確認了數據回升的可靠性。
從企業的庫存來看，部分行業的庫存調整還沒有到位，但部分行業的庫存已處於歷史低位，隨着銷售量的回升，已出現補庫存的現象。即使對於部分庫存調整尚未到位的行業，為了獲得必要的貿易融資，也開始進行必要的庫存周轉。
總之，從短周期（主要是庫存等）來看，經濟已處於底部回升的階段。考慮到明年是“十八大”開局之年，地方政府存在投資擴張衝動，基礎設施投資有望加速。經濟短期因素的穩中回升的態勢較為明顯。
但我們還需要看到，我國經濟內生投資動力並不強。我國在上一輪投資高速擴張后，目前産能過剩較為嚴重，設備利用率並不高。如何結合産業升級、集中和轉移，有序實現過剩産能的調整，成為明年不得不關注的議題。
在世界經濟復蘇緩慢預期下，企業進一步擴張産能預期並不強烈，我國也不宜簡單地擴張産能。這制約了我國製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從數據上看，我國製造業投資仍處於下降過程中，11月累計同比已降到了22.75%。雖然近幾個月來房地産市場有所復蘇，但由於在建面積有所下降，考慮到建設周期等問題，
明年房地産投資（扣除土地投資部分）快速復蘇可能性也不大。
由此可見，明年雖然存在補庫存、基礎設施投資擴大、生産經營活動有所恢復等短期復蘇，但推動實體經濟投資大規模擴張的條件並不具備，經濟復蘇力量並不強勁。經濟需要在這種環境中，逐步從負債支撐的資産擴張，轉向有助於成本、費用節約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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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貨幣政策保持穩健，資金環境趨向寬鬆，財政赤字將略有擴大 |
我國貨幣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具體表現為——
一是，貨幣投放機制已發生變化。外匯佔款和貸款並重，轉向公開市場操作和貸款、非信貸資産擴張等其他貨幣投放方式。通過外匯佔款投放的貨幣，資金直接流向外貿企業，包括其中的中小企業，但當外匯佔款投放的貨幣量下降後，以貸款為主的投放方式，則重新受制於銀行體系的信貸分配。雖然2012年貸款和社會融資總量都處於歷史高位，但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卻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城投債等）、國企及大中型企業的資金需求，擠佔了中小企業的需求，産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
二是社會融資結構發生變化。信貸在社會融資中的佔比快速下降，非銀行金融體系快速發展，特別是“影子銀行”系統發展迅速。“影子銀行”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銀行信貸系統的不足（提供額外的流動性，規避不盡合理的行政管理措施），也是金融市場化的一種過渡形式。但“影子銀行”系統的信息不透明，一些業務的運作也不規範，具有內在的擴張特性。一方面改變了貨幣的運行機制，加速了現有的貨幣流通速度，一些貨幣與經濟、通脹之間的實證規律需要重新驗證，降低了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隱藏了一些系統性風險；
三是實體經濟內在趨勢和杠桿率發生變化。企業資産負債率快速提升，在經濟內生動力尚未有效培育起來之前，負債擴張支撐着經濟的增長，進一步通過加杠桿的方法刺激需求，空間有限，但風險加大；
四是鉅額存量貨幣的影響。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均採取了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我國貨幣存量已相當巨大，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佔GDP的比重將超過180%。雖然現實的通貨膨脹水平並不高，明年也還不會成為宏觀經濟的最大威脅，但社會上的通脹預期仍保持在較高水平，引起通脹的燃點較低。
在這種背景下，貨幣政策仍有必要保持足夠的謹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明年的貨幣政策基調明確界定為“穩健”。但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描述看，2013年企業的資金環境將相對今年寬鬆。
2012年貸款規模應在8.2-8.3萬億元之間，按照中央經濟會議的要求，貸款適度增加，則明年貸款規模應超過8.5萬億元，應在8.5-9萬億元之間。當貸款增加9萬億元時，在存貸比保持在75%之內的要求下，存款至少需要增加12萬億元。明年還需要適當擴大社會融資總量，銀行非信貸資産將繼續增加，再考慮流通中現金的正常增長，則M2增速會在13%-14%。
明年還需要“切實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因此，除了增加貨幣供應和信貸提供外，可能還需要適當地降低基準利率，理順貨幣傳導機制。因此，不論從數量指標來看，還是從價格指標來看，明年企業的資金環境將比今年略為寬鬆。
從財政政策來看，2013年財政赤字應該會有所增加。從積極財政政策的涵義來看，是與擴大財政赤字相&&的。考慮到今年以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增速和土地等基金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融資存在一定的約束，在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原則下，明年為了保持必要的政府投資力度，也對擴大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中央投入比重和轉移支付規模提出要求。
城鎮化作為最大潛力的擴大內需領域，涉及的面較廣，所需要的配套政策涉及的領域也較為廣泛。城鎮化實際上是把原來的農業人口、農村經濟捲入工業經濟，納入城市生活，這既是實現聚合效應，推動經濟增長，也是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的一個重大轉變。管理得好，容易産生規模經濟，但管理不當，也容易産生規模不經濟。
2011年，我國第一産業僅佔國內生産總值的10%，我國非農就業人口和城鎮非就業人口之和佔總人口的比重已達到61.6%，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51.3%，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5%。
這説明，一是我國農村人口比重超過了第一産業佔GDP的比重，存在提高農業效率，進一步轉移農村人口的空間。但考慮到農村人口年齡結構，大量的老弱病殘，青壯勞力的比重已不高。蔡昉2007年估計，2005年我國剩餘勞動力為2500萬至1億人；二是非農就業人口和城鎮非就業人口占比超過城鎮常住人口，這意味着我國農村地區存在大量的非農就業人口，存在進一步城鎮化的條件；三是城鎮戶籍人口占比嚴重小於城鎮常住人口占比，這凸顯了我國社會保障等社會福利的欠賬，城鎮化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支持；四是人口城鎮化滯後於土地城鎮化。2000年到2010年，城鎮建成區面積增加了78.52%，但城鎮人口僅增加了45.18%，但是城市的交通、污水和垃圾處理等問題卻逐步嚴重，一方面反映了城鎮化的粗放式發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管理能力的不足。
為此，新型城鎮化需要提高城鎮化的質量，至少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土地問題，包括徵地補償、農村集體用地確權流轉和耕地保護等；
二是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涉及戶籍制度，城鄉社會保障制度轉移和統籌，社會公共服務，如醫療、養老、教育等，保障房的建設和分配問題；
三是産業和就業問題，涉及傳統産業升級，如何推動服務業發展，引入民間資本，農業現代化和經營機制的創新等；
四是消費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問題，如物流體系建設等；
五是財政和金融問題，如何為城鎮化和農村基礎設施融資，如何保證可持續的社會福利制度，保證財力和事權的匹配；
六是城市布局和城市及社會管理問題。人口密度的提高，資源緊張，如何更加有效使用資源，如何保證資源的佔有和使用的公平合理，如何在市場機制之外，引入必要的法制規範。
這個過程應注意的問題：一是如何避免産生城市貧民窟的問題，這需要將城市化和産業、就業緊密結合起來。需要完善社會安全網，對市場失敗者和弱勢群體的必要和合理的支援體系；二是如何保障農民長期利益的問題。除了需要保證必要的徵地補償外，還需要結合農業經營機制的轉變，為農民獲得長期收益提供機制保障，否則容易陷入涸澤而漁，激發短期過度消費；三是避免為城鎮化而造城。城市的布局應有經濟和社會合理性，避免簡單的造城，最終形成“鬼城”。部分保障房和城鎮建設已有過深刻的教訓；四是應保證社會福利的可持續性，應加強城市管理（交通、水、垃圾、治安）能力；五是需要配套社會和文化的轉變，應避免陷入文化的沙漠，産生社會問題，尤其是犯罪、腐敗（不僅是公務員）等，提高城市群體的社會認同感，充分發揮合理法制的規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