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非常醒目的是刪除了現行法第47條中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以及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産值的30倍的內容。修改案的47條為“徵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照合法、公正、公開的原則制定嚴格的程序，給予公平補償，維護被徵地農民的合法權益”；並明確提出，“補償資金不落實的，不得批准和實施徵地”。
　　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徵地補償是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議題，曾經在一些地方出現大量的違法違規強佔亂佔、徵地規定很死、補償標準很低以至於部分農民有不公平感、甚至先徵地拖着不給補償長期欠賬，農民有被剝奪感，溫家寶總理一直強調改革徵地制度必須在其任內有所突破。
　　這一突破性進步其實是農民土地産權保護的推進。地方在徵地的各種談判規則和價格中佔優勢。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解除了政府在談判規則和價格上的一些“管制”，但農民的徵地談判對手還是政府，它沒有多元化的直接談判交易對手，比如開發商或者企業。這就好比過去跟唯一的強勢交易者談判，現在強勢交易者將最高上限30倍內容去掉了，它自律了，也讓利了，但它還是唯一的交易對象。
　　很顯然，如果法律被地方嚴格執行的話，它的結果是土地徵用的速度將大規模下降，同時土地補償的價格將會上升，市場傳能上升超過過去的十倍以上，我們不能如此肯定，但總體肯定是上升的，土地呈現出價升量縮的趨勢，這肯定會影響城鎮化的速度。也就是説，當土地權利被深化的時候，同時土地交易對象結構不變化，那麼城鎮化的速度將下降，吸納外來人口的能力也下降。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近來新興城鎮化概念，引發市場和民眾按照過去的慣性思維理解，但政府的很多做法又是跟過去的強推做法是截然不同的，比如鼓勵農村流動人口成為市民，這意味着要讓這些農民在土地交易上有更多的錢，有錢才能在城裏立足，否則就要投入更多給予他們在城市立足的福利——比如廉價住房，比如小孩教育。如果覺得這些支出太大，於是給他們更多的土地談判權利，試圖讓農民從土地交易賺取更多，但是在交易對象廣度上沒放開，必然導致農民會猶豫甚至降低土地出售，這使城鎮化平和而健康地變慢了。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讓我們理解到自然的城鎮化節奏。狂飆的城鎮化一定是在某些權利主體被嚴重抑制情況下發生的，一旦採取新型城鎮化，即讓農民有能力和意願真正成為市民的城市化，就需要還權，而還權的過程就一定會將城鎮化的速度降低，從而出現一種自然的城鎮化速度，它形成了一種長期的動態均衡，它也降低了過去城鎮化派生的各種社會問題，使得未來城鎮化步伐更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