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十二五”時期，在繼續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政策支持下，非金融企業股票和債券融資佔社會融資規模比重預期將顯著提高。規劃明確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將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佔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當前，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嚴重失衡，具體表現就是間接融資在社會整體融資規模中“一家獨大”。截至2011年底，銀行貸款佔社會融資總額的54%，企業股票市場和債券餘額僅佔29%，該比例分別低於同期美國和英國的73%和62%，也低於德國和日本。由此可見，提高直接融資相對於間接融資的比重，已成為我國金融業發展轉型亟待解決的問題。
　　擴大直接融資，自1996年以來一直是政府強調的政策要點。但在“擴大直接融資”命題的背後，有若干政策上的誤區需要加以辨析。首先，在股票和債券這兩大“主流”直接融資工具中，需要更加重視後者而非前者，因為目前我國股市融資規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並且債市的規模與潛力都遠高於股市，因此應把債券市場的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其次，擴大直接融資，需要重視民間借貸的“陽光化”。據相關數據統計，截至2011年中期，我國民間借貸資本規模約3萬億元至5萬億元，可見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殊背景下，民間借貸已成為社會融資體系的重要補充。因此，民間借貸的“陽光化”，可成為擴大直接融資比重的重要推動力。最後，目前，我國一些傳統直接融資工具發展滯後，比如商業信用等。為此，除了要促進傳統直接融資工具發展之外，例如資産證券化、融資租賃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等新型直接融資産品，也應作為擴大直接融資渠道的對象。
　　與此同時，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渠道，有利於我國金融體系的結構更加完善，同時也有利於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主要體現在：
　　第一，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可以減輕銀行的負擔，並釋放銀行的信貸風險，這樣有利於銀行加速業務轉型，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目前，我國社會融資規模主要依賴於銀行貸款，導致商業銀行在我國金融體系中過於強勢，同時銀行信貸擴張的衝動雖然在短時間內可以獲取暴利，但這種暴利是建立在規模擴張的基礎上，並且規模的擴張並沒有帶來信貸質量的提高，一旦GDP增速下滑，銀行信貸擴張的速度就會減緩，這時不良貸款就會浮出水面，銀行將面臨巨大的信用風險。
　　第二，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層次性存在嚴重失衡，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重股票市場，輕債券市場”。大力發展債券市場等直接融資渠道，有利於豐富産品種類,優化産品結構。這種“增量式”的金融創新也有利於促進資金在各市場之間有序流動，並提高資本市場子市場之間的聯動性和效率。因此，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有利於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形成，並促進資本市場的轉型。
　　第三，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有利於推動産業結構調整。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非常普遍，特別是小微企業，它們往往需要的是期限稍長的債務融資。一般而言，新興産業和戰略性産業往往孕育在中小企業當中，但風險的不確定性導致這些企業難以獲得資金的支持，而債券、風險投資、股權投資以及私募等直接融資渠道，可以為這些企業提供一套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機制。因此，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能夠為新興産業和戰略性産業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並推動我國産業結構的調整及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