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的國內外形勢來看，對於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短多長空”，這是針對中國感受到的壓力和整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來説的。奧巴馬連任之後對整個中國匯率的壓力短期來説會緩解，但在長期會面臨着更為嚴峻的挑戰。雖然奧巴馬在此前的任期中，多次推遲了美國財政部報告的公布時間，但這並不&&他對人民幣沒有要求。如果從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變化來看，在奧巴馬上一個任期，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出現了最為顯著的升值。
之所以説奧巴馬連任是“短多長空”，是因為“短多”是會讓國內政策制定者覺得短期內人民幣升值壓力會有所緩解，不用手忙腳亂，可以慢慢來。但是，如果把這種“可以慢慢來”理解為“能不改就不改”，那麼，當前這種缺乏足夠彈性的狀態一旦拖到美國經濟復蘇、美元有基礎持續反彈之時，將會使我國的經濟和金融面臨系統性的風險，甚至崩塌。
對於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
筆者認為，留戀固定匯率的好處已無必要。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研究都明確顯示：能夠在長期內保持穩定的匯率制度只能是兩種方式，即要麼像中國香港那樣，採取貨幣局制度，完全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硬盯住一個貨幣；要麼就是完全自由浮動。中間狀態在長期內都是不穩定的。當前企業面臨的困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遭的是人民幣匯率的罪。
很多人都在講匯率浮動會帶來風險，但風險究竟在哪？一種説法是，人民幣一貶值就會出現大規模的資本流出。其實，如果匯率是靈活的，那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外匯儲備，流出就流出吧！目前之所以扛着那麼多的外匯儲備，是因為政府對於一個特定的匯率水平負有隱含承諾，需要匯率作為保衛特定匯率水平必不可少的“彈藥庫”。另一種説法是匯率自由浮動會把企業搞垮。這種看法是無稽之談，人民幣對歐元、英鎊、日元浮動一直都很大，我國也有一些企業在使用這些貨幣進行對外經濟交往，中國與歐元區、英國、日本的經貿往來不一樣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嗎？
本質上企業不怕浮動，但怕説不浮動卻突然出乎意料地劇烈波動。亞洲金融危機固定匯率被衝垮之初，很多企業破産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他們過去沒有料到匯率波動會如此之大，沒有做避險安排，本幣貶值導致此前欠下的外債暴增，所以死得很慘；而一旦他們知道匯率是會顯著波動的、做了避險安排，再波動就沒有什麼大影響了。這正是我們一直呼籲要持續通過漸進擴大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幅度，來刺激和培育企業的避險意識的原因。一步到位走到浮動是不行的。
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貿易國，但外匯市場規模卻是全球倒數。這充分説明了企業避險意識的淡漠，目前即使有避險，也主要是避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之險，而從未為美元升值人民幣貶值避險。這從最近一些高杠桿的企業（比如一些收入在內地的房地産企業仍在海外發行美元債）可以清楚地顯示出來。這種非對稱的避險安排，存在着巨大的風險。
因此，首先要意識到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緊迫性。認識到風險當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到具體的風險點和控制風險的辦法，然後堅定地把匯率機制改革向前推進。不能只是看到改革的成本，卻忽視了不改的風險；有時候你不動，風險反倒會主動找上門來的。
在具體操作上，要通過漸進地擴大浮動幅度，讓企業形成這樣的觀念：第一，匯率的風險需要自己管理；第二，對於匯率任何的浮動，都應該去做避險安排，而不是去賭它的方向。當所有企業都這樣做的時候，人民幣的匯率就可以實現自由浮動了。
當前必須對未來美元進入持續升值周期未雨綢繆。沒有人能精準預期美元何時會進入持續升值通道。根據現在能夠得到的信息，筆者判斷在2015
年前後，美元有非常高的概率會進入一個總體持續升值的通道。從現在到2015 年，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必須抓住從現在到2015
年這個非常寶貴的時間窗口，完成自由浮動的進程。如果錯過這個時機，很可能將重新面對與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非常相似的場景。
根據以上態勢，並結合此前對其他從固定匯率成功有序退出到浮動匯率的新興經濟體經驗的研究，到今年末明年初應該把人民幣對美元浮動區間由目前的1%
擴大到2.5%，明年下半年再擴大到5%，2014年擴大到10%，2015
年擴至20%，此後就可以完全放開。
筆者曾經考察數個新興經濟體從固定匯率有序退出到浮動匯率的成功經驗，它們一開始允許的幅度就是1%、3%，大致10個月到12個月就允許它的匯率浮動幅度相對上一次擴大一倍。
衡量匯率改革成功與否不是對美元升了多少，而是對於匯率“浮動恐懼”（fear-of-floating）的脫敏程度。
目前阻撓整個金融改革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兩點：第一，在思想上，模糊地總覺得會有風險，可卻不知道風險到底在哪，更不知道該如何控制風險，從而就導致了習慣於故步自封，對過去&&的政策反思不足。
第二，改革的設計和政策沒有搞清邏輯。在金融市場化的改革中，一定要注意理順它的邏輯和次序。比如利率市場化，筆者認為匯率改革一定要優先於利率市場化。從中國的歷史上看，目前對商業銀行的利差保護是基於1997-2002年人民幣有效匯率高估、中國經濟經歷了長達6年的通縮、銀行系統因此而積累了大量壞賬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説，如果沒有匯率高估加劇中國經濟的持續低迷、造成壞賬積累，可能並不需要建立這樣一種利差保護機制。
因而，只有避免經濟出現低迷的情況，才有可能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推進創造一個最有利的宏觀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説，如果必須得選擇一個先後順序，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應該優先於利率市場化。
其實，匯率的自由浮動，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前提。觀察所有國際化的貨幣，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國際上廣泛地被人們持有，有很好的流動性。一個缺乏足夠彈性的貨幣怎麼能夠有很大的交易呢？沒有很大規模的市場交易，怎麼會有很好的流動性呢？資本項目封鎖的貨幣，就意味着這種貨幣的流動性有問題。可是，在匯率仍然缺乏彈性的情況下，資本項目怎麼可能開放呢？所以，資本項下的開放一定要與匯率的彈性相協調，自由浮動的匯率是與資本項下開放完全協調的。從這個意義上説，資本項下開放的程度如果超出了匯率彈性所能容忍的程度，將是非常危險的。亞洲金融危機前的經濟體就是在匯率仍然是剛性的情況下過快開放了資本項目。因此，筆者認為，不提倡再度回到資本管制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轉換思路，加快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資本項下的更大開放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