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信貸融資快速增長導致前11月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加，隨之而來的是信用風險日漸積累，年末已開始在多個領域暴露。出於審慎監管考慮，監管層可能及時出手加以調控。非信貸融資增長節奏可能放緩，將引發明年流動性變局。
　　從融資方式來觀察，社會融資規模今年出現一個新特點，即非信貸融資發力是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多增主因，其中又以信託貸款和企業債券融資前11個月增長最為顯著。可以説，來自銀行信貸之外的融資快速增長，是支持四季度經濟反彈的重要力量。若這部分資金明年出現變化，將影響流動性格局，衝擊今年以來“融資先行”經濟驅動模式。
　　事實上，非信貸融資增長“變奏”11月已初現端倪：當月企業債券凈融資1817億元，同比少260億元，比10月大減1175億元。與規模巨減相對應的是信用債融資利率抬升。企業債券融資趨冷，與監管層和投資者對信用風險的擔憂不無關聯。儘管信託貸款11月仍保持較快增長，但監管層對其態度轉為謹慎，不排除明年政策出現大變化的可能。
　　首先，今年以來，企業債券迅速增長，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地方融資平台公司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為穩定經濟增長、配合新批投資項目融資需求，有關部門放寬企業債准入門檻，使6月後企業融資出現爆發式增長。隨着債市規模迅速擴張，風險不斷積累，部分項目缺乏現金流和還款能力，局部、個別風險突出。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債券市場信用風險明年可能進一步積累，不排除出現實質性違約情況。債券市場擴容節奏可能會放緩。
　　業內人士認為，四部委日前&&的關於地方土地儲備規範意見明確，縣級以上政府只能有一個事業性法人作為土地儲備統一主體。如果土地收儲功能被剝離，一些城投公司便失去獲取信用的基礎，這也可能對這些城投公司未來發債能力形成限制。
　　其次，信託融資面臨的不確定性可能更大。今年以來，信託融資成為平台基建、房地産投資主要融資渠道。由於信託融資成本較高，在地方政府負債結構發生變化後，急速增長的融資成本負擔造成的風險逐漸累積。時值年末“討賬高峰”，關於理財産品違規銷售“飛單”、銀行托底礦産信託、地方政府托底基建信託等消息不斷傳出，信託和理財産品融資中的不規範問題頻頻暴露，信託“剛性兌付”底線屢被挑戰，部分項目無法兌付，已引起監管層關注。未來，信託信用風險日益增大、監管層可能將&&相關政策，都會對信託融資增長形成制約。
　　傳統的信貸融資進一步擴大的空間也受到限制，今年新增信貸可能突破8萬億元，明年繼續大幅擴張可能性不大。一是明年我國銀行將執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受資本約束將影響銀行放貸能力。二是金融脫媒導致存款流出現象長期存在，銀行業受制於存貸比紅線，難以擴大貸款投放力度。
　　在傳統信貸融資增長有限，信託、企業債券面臨的政策調控不確定性增大情況下，明年流動性可能難見較寬鬆行情。受此影響，傳統“融資驅動式”經濟回升的持續性可能會受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