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於本月舉行的本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因為是新的領導集體對年度宏觀經濟調控做出的首次重要決策而備受矚目。如果説十八大對我國長期經濟發展作了總體部署，那麼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將根據當前的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將這種長期戰略分解為短期調控目標並加以科學落實，所以格外值得期待。
　　目前，中國經濟中速發展的新常態已漸漸得到各方的確認。多家權威機構的研究都表明，未來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呈現下降趨勢，十八大報告提出的2020年的經濟總量目標也基本認可了上述判斷。筆者認為，這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確立，對於宏觀調控體系的調整具有重要意義。30多年來，我國宏觀調控存在着增長、結構和物價之間的多重目標衝突，一旦確認中速增長已是一種常態，則宏觀調控目標就將需要更多關注經濟結構的平衡問題，立足點也要轉向更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因此，或許可以這樣估計，未來的宏觀調控基本取向將是增速需要有底線，但不必追求高速；結構調控要成為常態，始終貫徹；物價調控仍需錨定，力求規則化治理。
　　與此同時，隨着市場化改革得到進一步明確，在宏觀調控機制和手段上也會有相應的調整。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外部震蕩的強烈衝擊和內在增長動力趨緩的共同推使下，我國原先的宏觀調控機制化建設步伐被打亂，宏觀調控始終處於一種過渡狀態。筆者認為，這樣的過渡狀態必須盡快結束，未來的宏觀調控應在宏觀調控工具的機制化、規則化建設上下大工夫，以求逐漸摸索並最終建立起與現代市場體系相適應的調控模式。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方面，理應根據金融體制改革和公共財政體系建設的目標，全力優化調整調控手段和機制。
　　對於明年的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眼下不同機構預測的結果很不同，爭議也不小。根據外部環境，以及政治周期與經濟周期之間的關係，筆者推斷，明年的經濟增速理該快於今年。但是，也正是由於多年來形成的特殊政治經濟關係，新一屆地方政府的政績衝動也可能帶來經濟增速的“非理性繁榮”，這又可能加大結構調控的難度。根據十八大報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轉換經濟增長動力將成為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主線，在增速下滑壓力減小，政績衝動依然強烈的情況下，明年的調控政策需要重點盯住地方投資，不僅盡全力使其總量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更要花大力氣引導其優化投資結構。
　　對於貨幣政策來説，前期適度寬鬆和穩健的調控基調已經使得貨幣存量觸及合理水平的上限，因此，未來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應以穩定數量為主。與此同時，還需通過進一步推動金融體系改革，強化銀行業競爭，增加直接融資比重，從提高金融體系效率的角度滿足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對於財政政策來説，明年仍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重點通過財政政策落實引導民間投資、擴大消費和構建現代産業新體系等戰略意圖，中央政府赤字規模不宜過大。
　　在産業政策方面，除了要將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作為重要發展方向外，未來幾年政策關注的重點還應轉向傳統産業的改造升級，盡快制定實質性政策，推動傳統産業和新興産業的融合發展。明年的就業形勢較為複雜，尤其需要重點關注勞動力結構和産業結構調整之間的不匹配問題，在做好農民工就業工作的同時，考慮制定政策逐步解決高端産業領域的人才短缺問題。
　　總體來看，在中國經濟進入中速發展的新常態下，短期宏觀調控政策需要更加體現長期戰略調整的意圖，並努力使調控逐步走向科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