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對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徵收補償制度作了修改。會議決定將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雖然目前具體修改條款還未可知，但有業內專家推測，此次修改，主要內容是提高徵地補償數額，提高額度可能至少為現行標準的10倍。
　　圍繞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趨勢，《土地管理法》先後有過三輪調整，在這期間，土地管理先後完成了入市到確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再到區分徵收和徵用的過渡。本輪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是第四次調整，也直接觸碰到了土地管理的焦點，即集體土地徵收問題，調整的目的是通過對徵地補償機制、補償標準的調整，為集體土地徵收的管理矛盾提供解決依據，也為處於下位法的《農村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條例》的&&鋪平道路。
　　集體土地徵收補償一直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難點，也是徵地衝突的易發點。以往，集體土地的徵收補償參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和補償條例》執行，但集體土地産權問題更為複雜，而且在補償標準上，集體土地以土地産值為計量標準，提供不超過年産值30倍的補償費用，如果折算下來，一畝地一般不超過6萬元；而一旦集體土地進入招挂拍完成出讓，身價暴漲。在這個過程中，同等的補償計量標準，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形成了巨大差價，也正因如此，兩者間同地同價的呼聲很高。
　　要實現同地同價，提高集體土地徵收補償標準是首要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具體修改條款沒有&&，補償標準至少提高十倍只是預測，但是這個趨勢，符合集體土地徵收補償制度的改革方向，在土地增值過程中，農民的確應當獲取更多的利益。與過去相比，提高十倍確實可觀，但與土地增值的總體幅度相比，以十倍為底線夠不夠，又成了問題，對於尚未成型的修正草案而言，標準定在哪兒、為什麼是這個標準，需要進一步討論。
　　集體土地比國有土地更複雜，至少在功能上，集體土地承擔了農業生産、就業以及社保等職能，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遠遠超過城市居民，因而在制定補償標準上，集體土地要考慮更多，補償標準要能對這些職能形成綜合的反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調查顯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留給農民的只剩5%-10%，可見在土地增值的利益分配環節，投資者、地方政府、村級組織以及農民間，一直處於失衡狀態，現在提升補償標準，是對農民權益的加強，也是對以往土地增值利益分配格局的糾偏。
　　當然，提升補償標準之於土地增值部分分配格局的糾偏，其影響只可能是表層化的，農民要能從集體土地的出讓中獲益，涉及同地同價，更涉及同權問題，涉及農民能不能成為農村集體土地交易的主體問題。按目前信息，此次《土地管理法》修改未提及農村集體土地交易主體改革，這意味着集體土地使用權依然不能進入用地市場進行交易，所以對這個改革仍需往縱深挺進。
　　土地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農民與土地的同步城市化，農民在失去集體土地同時，能夠脫離以往的生産、生活方式，融入新的社會結構之中。如果着眼於這個角度，集體土地徵收補償制度改革，是重要的一環卻不是全部，與之相伴隨的，還應包括失地農民與城鎮生活、就業和保障等方面相對接的各種體制機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