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增長與中國經濟增長不同步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未來如何穩步提高勞動力工資水平，擺脫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將是中國經濟良性增長的關鍵一步。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
《工資條例》歷時多年，幾易其稿，幾經周折，不僅在於勞資利益分配、同工同酬等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更在於擔心工資上漲和勞動力成本的提升，會侵害中國的競爭力優勢以及造成成本推動型通脹。工資水平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短期通脹總水平的確會産生一定的影響：
一是直接推升服務類消費價格上漲。相比CPI構成中食品和工業品兩大類商品，勞動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服務類消費項目影響更為直接和明顯。由於工資的黏性以及向産品價格傳導的滯後性等因素，人力成本上升對最終商品銷售價格的傳導效果可能存在較大程度的削弱，而家政等服務業轉移人力成本和提價則相對容易。第二是間接推動製造業産成品價格上漲。資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較高的企業，一般具有足夠的利潤消化成本。但在低端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中，工資佔企業生産成本比重較高，工資上漲必然導致企業成本的相對上升。
但是，工資－通脹螺旋式上升的觸發機制是有條件的，即貨幣工資的上漲幅度超過了勞動生産率增速。一般而言，當實際工資與實際勞動生産率同步增長時，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幅度會被勞動力的更高産出完全消化，因而，勞動力成本和利潤佔總産出比例保持不變。名義工資的增長率應相當於實際勞動生産率的增幅加上通脹率，只要勞動生産率與工資同步增長或略高於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就不會生成通脹或擠壓利潤空間。
長期以來，我國由於存在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産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實現了較長時間的經濟持續增長，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這不僅形成了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産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也阻礙了勞動生産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導致第三産業發展緩慢。但反過來看，生産要素價格的長期低估，也是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內外失衡和産業結構低端化的癥結所在，中國廉價成本造就的低成本優勢不可能再持續下去。
從短期看，國家需要降低稅負讓利於民。過重的稅負不但增大了企業的負擔，也擠佔了工資上漲的空間，如果稅收負擔能下降，這部分成本下壓之後完全能用來填補工人工資上漲的成本。
而從另一方面，勞動者報酬的增長速度低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也遠低於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從財政收入增長狀況看，1996年開始，財政收入增長率一直高於勞動者報酬增長率，在2001年、2004年兩者的差額分別高達15.4個百分點和12.8個百分點，2007年財政收入的增長率更是高達32.4%，2008年和2009年也分別達到19.5%和11.7%，儘管今年已經實現了勞動報酬與國民經濟增長同步，但還富於民的空間還很大。
而最根本的還是要由低成本驅動增長向勞動生産率驅動增長轉變。事實上，要判斷一個國家的成本壓力和競爭力，重要的是比較工資的增長與生産率的增長，如何把工資上漲當作一種倒逼機制也可能是經濟轉型的關鍵一步。國際經驗表明，工資上漲並不能降低一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反而可能成為結構優化的契機。
因此，中國經濟要走向良性平衡，本質上就是要彌合勞動生産率增長和工資收入增長之間的差距。中國未來幾年將面臨對勞動力重估的進程，是否能夠以此形成經濟轉型的倒逼機制，帶動中國經濟走出低水平徘徊，是最為關鍵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