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關於房産稅的試點改革，撲朔迷離，有媒體報道，上海、重慶房産稅改革目前處境尷尬，湖南、湖北房産稅試點準備工作已經暫停。
　　中國房産稅改革真的不合時宜？對此，筆者不能認同。
　　從長遠來看，房産稅改革的政策目標有三個：
　　首先，完善我國財稅體系，給地方財政打開一個穩定而長久的收入來源途徑，以籌集城市發展所需資金。我國目前“上重下輕”的財政分配體制，造成地方政府稅收日漸萎縮，財力緊張，過分依賴 “土地財政”。因此，尋找穩定的地方財源已是迫在眉睫，而開徵個人房産稅就成為優選。
　　其次，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目前我國稅制結構的最大特點是營業稅、消費稅和增值稅等流轉稅的佔比太高（超過70%），而所得稅、財産稅等直接稅比例過小。由於這種“雁過拔毛”式的流轉稅最後大部分都會轉嫁到最終消費者的頭上，普通民眾成為稅負的實際承擔者，而高收入者的實際稅負可能會低於低收入者的實際稅負，這顯然有違稅收負擔的公平原則。另外，收入分配差距在住房方面有較好的體現，對擁有多套住房的人群徵收財産稅，顯然既有利於“削高補低”促進社會公平，也有利於改善“重流轉輕所得”的稅制結構。因此，在現階段，房産稅改革的調節收入分配功能和改善稅制結構功能應該更被看重。
　　第三，有效抑制住房投資投機性需求，引導合理住房消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房價過快上漲。
　　大家常拿上海和重慶的試點效果不佳，來説明開徵房産稅對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沒有作用。這其中有兩點誤解：其一，抑制房價上漲本來就不是房産稅開徵的最主要目標，開徵房産稅只是構建房地産調控長效制度性框架、引導合理住房消費中的重要一環而已，把控制房價過快上漲的全部希望都寄託於房産稅，顯然是不現實的；其二，這種質疑混淆了開徵房産稅的長期效果和短期效果，從而導致了認識上的不足。上海和重慶的房産稅方案僅僅是試點方案，意義在於為今後全國性的房産稅改革摸索經驗。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推行房産稅還缺乏完善的相應的配套措施，比如法理基礎和立法程序、全國房産信息聯網、房産清查和評估技術、財稅制度改革、土地制度等。但是，不管是環視世界各國，還是立足於中國實際，徵收房産稅都是大勢所趨。
　　現在是我國某些領域改革的“爬坡”階段，“能改的先改，不能改的就繞着走”的習慣性思維需要有所突破。對於房産稅改革，可以從兩個方面突破：第一，政府部門要提前對房産稅改革工作進行有效的“預期管理”，明確改革的方向、時間規劃和明晰的執行路線圖。第二，儘早探討財政體制改革，明確徵收房産稅的支出方向。
　　在美國，每個州都要徵收房産稅，稅率基本為美國房屋價值的1%~3.3%，而且每年徵收一次。但是，大部分美國人都不抵制繳納房産稅。美國房産稅的收稅主體是郡、市和學區，聯邦當局和州當局並不拿房産稅稅款。一般來説，房産稅在三者之間的分配比例為1:1:5，這就為地方政府維持當局的各項支出、完善公共設施和為民眾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良好福利奠定了財政基礎。
　　因此，徵收房産稅的關鍵不是看是否增加了民眾的負擔，而是要看是否真正做到了“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在我國，道理也是如此，否則，房産稅改革推進的阻力恐難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