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的輿論生態中，一些記者用腳採訪、挖掘真相的能力在退化，不過，坐在電腦前編名詞、貼標籤、造概念的本領卻見長，每天都能看到記者創造的不少名詞和概念：今天這個“族”，明天那個“代”。幾天不看新聞，就OUT了，完全跟不上這些由新標籤新概念編織的魔幻現實。
　　比如30日的新聞中，我起碼看到了兩個新標籤。一個是某媒體創造的“蟻碩”——就是那些讀了碩士後尚未找到工作而蟻居在城市的人，他們的就業率不如本科生，有報道稱一個研究生畢業回家種地，傷不起的老父氣極服毒。另一個標籤叫“攤二代”，是指以擺攤作為生活主要來源的城市攤販子女，媒體稱“攤二代”是被城市遺忘的孤獨人群。
　　這兩個標籤還算比較貼切，確實反映了某種社會現象或問題。可有時媒體創造的標籤，則過於牽強附會。比如某些地方的超市發現方便麵常被人捏碎，媒體記者就發揮其豐富的想象力，把個案上升為普遍現象，給捏方便麵的人貼上一個叫“捏捏族”的標籤，稱當下很多都市白領工作生活壓力太大，於是到超市去捏方便麵釋放壓力。這種生拉硬扯的標籤讓人哭笑不得。
　　我並不想探討和分析標籤的命名術，教人創造一個生動貼切的標籤，而是想説，無論多麼貼切，標籤化和概念化都不是一個好習慣，無節制地使用標籤，會使媒體的報道能力發生退化。
　　很多標籤，在初現之時，尚能夠貼切地描述某種社會現象，可隨着標籤無節制地濫用，標籤變成了“標籤化”，就逐漸脫離了原初定義而異化為一個刻板的概念。比如現在媒體濫用的“官二代”、“富二代”、“獨二代”、“農二代”、“屌絲”、“公知”等等，從新聞標題到身份定位，再到新聞的敘事話語，各種各樣的標籤氾濫成災。一篇報道，經常很少看到具體的人，而充斥着各種流行的標籤：一個“官二代”恃強欺弱的故事，一個“富二代”利用關係擠掉“農二代”的故事，一個屌絲的奮鬥史，一個民間烈女反抗淫官的經歷。
　　標籤化會導致兩大惡果。其一，預設着立場，傳遞着偏見，將先入為主的刻板認知嵌入新聞事實中，影響讀者的判斷。
　　因為這些標籤，在定義和命名的時候，本身都已經融入了命名者的價值判斷和傾向。比如“富二代”就是一個貶義詞，而“攤二代”這個標籤則滿含悲情和同情，對應着被拋棄被欺凌被遺忘，社會欠他們的，它一“出生”就帶着某種道義上的優越性。每當我們使用這種標籤的時候，預設的立場就會植入事實的描述中。新聞也就無法保持客觀了，當一個記者報道説一個“富二代”與“攤二代”發生衝突時，已經有了明顯的傾向。
　　另一大惡果是，左右着公眾的判斷，使公眾放棄了對具體新聞事實的關注。面對一堆由各種標籤描述的新聞，人們不再關心現實中具體發生了什麼，而是會根據標籤的想象去編織“事實”。看到了“官二代”這個標籤，他們就不再關心這個人在具體現實是怎樣一個人，他在這起事實中到底做了什麼，只會根據這個標籤去想象：他一定是飛揚跋扈的，一定不講理，一定是依仗權力橫行霸道，一定不是個好人。有了這種想象，再多的事實都聽不進去了。他只會相信自己由想象拼湊的碎片，而拒絕接受客觀的描述。
　　標籤往往都是成雙成對，它對應着一種二元對立的是非善惡觀：飆車的“富二代”，受害的一定會是一個“鳳凰男”；無助的“攤二代”，一定面對着一個凶神惡煞、妖魔化般的城管。
　　標籤方便着公眾的認知和記憶，複雜的事物，一個簡單的標籤和概念就可以説清，卻影響着對事物的全面和客觀的認知。媒體的報道，恰恰應該是去標籤的，當公眾用標籤化的思維看待現實中的衝突時，媒體應該就事論事，去除覆蓋在事實上的種種標籤迷霧，還原事實真相，還原當事人本原的身份。
　　標籤化還破壞着公共空間的交流，在觀點的交鋒中，不是就觀點展開論爭，而是互貼標籤，你罵我“公知”，我罵你“五毛”，結果就是斯文掃盡的互吐口水，無法形成理性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