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改增”是當前中國稅制改革的重頭戲，長期以來頗受眾多學者和企業的關注。“營改增”試點在上海推行僅7個月，國務院就決定由最初的上海擴大到京、津、蘇、浙、皖等10個省市，並將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納入改徵增值稅試點範圍。有媒體報道稱，明年還將繼續擴大試點地區，並選擇部分行業在全國範圍試點。
改革推進的速度，也已超出許多民眾及市場的預期。一些專家認為，此次試點區域大幅擴圍，究其根源，或與上海試點工作取得較明顯成效有重大關係。上海&&“營改增”的初衷是什麼？其深層次目標是什麼？取得了哪些實實在在的成效？遇到了哪些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袁東明從産業結構調整這個獨特的視角向記者展現了他眼中的“營改增”。
為服務經濟構建一個適宜的稅收制度環境從産業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營改增”就是要壯大服務業，為服務經濟構建一個適宜的稅收制度環境，為服務業企業形成一個有利於其發展的經濟制度環境。
中國經濟時報：上海開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已經快10個月了，成效明顯，您5月份曾去上海調研“營改增”，通過調研，您認為上海&&“營改增”的初衷是什麼？其深層次目標是什麼？
袁東明：“營改增”的初衷就是要給企業減負，解決重復徵稅，讓企業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我們要看到“營改增”並不單單是給企業減負、降稅，其深層次目標更具有前瞻性和戰略性，那就是要大力推進服務行業的發展。
世界上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第三産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都至少佔60％，美國的數據顯示，2008年其服務經濟佔國民經濟的比重為77％，日本為70％，上海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2011年服務業所佔比重也僅為57．9％。而從全國來看，我國2011年服務行業所佔比重才43．11％，遠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一方面表明我國服務業發展還比較落後，另一方面是我國很大一部分服務業還沒有從其他産業中分離出來的緣故。
儘管目前中國整體上處於工業化中期的後半段，但東部沿海地區已處於工業化後期，有的甚至正向後工業化時期邁進，到了這個階段，服務業的地位將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在當前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是增加工業附加值、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向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驅動的集約式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重要因素。這也是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營改增”試點地區由最初的上海擴大到京、津、蘇、浙、皖等10個省市，明年將繼續擴大試點地區，並選擇部分行業在全國範圍試點的原因所在。
所以從産業結構調整這一深層次的角度來看待“營改增”，其目標就是要壯大服務業，為服務經濟構建一個適宜的稅收制度環境。
中國經濟時報：您經常去企業調研，在調研過程中，服務業企業對稅收抱怨最多的問題是什麼？
袁東明：每次去企業調研，服務業企業抱怨最多的有兩個問題：一是稅負過重，製造業在流轉稅上的稅收負擔大約為3％，而服務業流轉稅（營業稅）平均在5％以上；二是存在嚴重的重復納稅問題。目前，在信息服務、物流、服務外包等行業，企業將部分輔助性、非核心業務外包出去已經是發展潮流。此時，發包方按照整個營業收入納稅的同時，接包方也要按照分包協議上的價款納稅，這就出現了重復納稅。打個比方説，你有1個億的服務業項目收入，其中5000萬外包給別人做，你在外包之前已經全額繳納了營業稅，而你的接包企業還得再為這筆錢繳納一次營業稅，如果繼續外包，還需要納稅。
我們推行“營改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以“營改增”為突破口，為服務業企業形成一個有利於其發展的經濟制度環境。
公平是第一位的
“營改增”是我國稅收制度的一次完善，體現了對不同企業、行業之間的公平性。
中國經濟時報：通過調研，您認為上海在“營改增”期間取得了哪些實實在在的成效？
袁東明：我認為上海實施“營改增”以後，除了給企業減稅外，至少還有以下5個方面的成效：
第一，外資投資上海服務業的意願大幅增強。推行“營改增”後，稅制與國際稅制逐步接軌，從事服務業的國際跨國公司落戶上海的意願明顯增強。
第二，促進了專業化分工，很多製造業企業更願意將服務業外包出來。解決了企業長期以來存在的
“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不少企業主動將一些生産服務業務轉為向外部發包，部分生産性服務業逐步從製造業分離出來。
第三，服務業務分離出來，繁榮了整個服務行業，有利於服務業的發展壯大。
第四，促進了服務貿易出口。服務業出口從過去的不免稅，到現在可以退免稅，國際競爭力得以提升。
第五，服務業絕大部分是小規模企業，而小企業在“營改增”中獲益最大，服務業由此更具活力。
中國經濟時報：有人認為，既然“營改增”的目的是為了給企業減稅，那為什麼不直接降營業稅而&&“營改增”來給企業降稅呢？“營改增”還能給企業帶來哪些好處？
袁東明：營業稅改徵增值稅是企業結構性減稅的重要一環，它給企業帶來的最直接的好處當然是降低企業稅負，以上海為例，1—3月份全市試點企業和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整體累計減稅20個億，上半年減稅44．5億元，降幅均接近30％，從納稅人範圍來説，小規模納稅人更是下降了40％。當然除了減稅以外，我上面講到的一些成效都不是直接降營業稅能夠達到的，尤其是重復徵稅的問題，直接降稅是無法解決的。
此外，“營改增”也是完善我們的稅收制度的需要。增值稅是一種中性稅，只對增加部分徵稅，體現了對不同企業、行業之間的公平性。但如果範圍窄，比如只限於製造業，那麼其公平性就會大打折扣。營業稅和增值稅同屬流轉稅稅種，分立並行不利於公平性，破壞了增值稅的抵扣鏈條，影響了它的中性效果。現在推行“營改增”，把服務業納入這個範圍，服務業企業也繳納增值稅，那麼公平性就能更好地得以體現。
要從長遠的角度看待“營改增”
雖然在短期內可能會對某些地方造成一些影響，但從長遠來看，從財政體制改革、産業結構調整來看絕對是利大於弊的。
中國經濟時報：9月1日起，北京已正式實施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改革，在稅率方面，北京“營改增”試行方案中有形動産租賃服務適用的稅率由此前的5％調至17％，交通運輸業適用的稅率由此前的3％調至11％。您認為對這兩個行業來説應如何加以應對？
袁東明：單從數字上看，確實是不降反增，但我們不能只從面上看。首先，因為是兩個稅種，所以數字不具可比性；其次，更要看對今後的影響。關鍵是看有沒有進項抵扣、抵扣是多少。
“營改增”以後，確實可能會使部分行業或企業在短期內稅負有較大幅度增加。因為之前企業繳納營業稅，是沒有抵扣的，現在的實際情況是“營改增”之後一些企業在當期並沒有可以抵扣的東西，這樣就可能造成“營改增”之後稅負增加的情況。這就與我們明確的“改革試點行業總體稅負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原則相悖。
上海作為“營改增”試點，已經考慮到了這種情況，專門設立了“營業稅改徵增值稅改革試點財政扶持資金”規定稅負增加的試點企業，可以按照“企業據實申請、財政分類扶持、資金及時預撥”的方式獲得補助，待“營改增”步入正軌以後，再逐步取消這一過渡性措施。上海市的這些經驗，北京同樣可以借鑒。另外，各地也要及時總結試點情況，對一些長期都可能會增加稅負的行業，那就要通過調整稅率來解決，真正做到讓各行業的總體稅負不增加或略有下降。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經濟下行、各地稅收收入增速下滑，“營改增”對於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影響可能不大，但對於其它各地方政府而言則是另外一番景象，地方對營業稅收入的高度依賴性也使“營改增”無形中面臨一定阻力。您認為應如何破解這一難題？
袁東明：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在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期內，收入歸屬保持不變，原歸屬試點地區的營業稅收入，改徵增值稅後仍全部歸屬試點地區。我們應看到短期內可能會對某些地方造成一些影響，但從長遠來看絕對是利大於弊的。給企業減稅，就會給企業發展壯大的動力，企業發展了就會帶動當地經濟更加快速發展，一個地方經濟發展上去了，地方政府的收入自然就會水漲船高。
所以我認為要從長遠來看待“營改增”的問題，要從財政體制改革、産業結構調整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