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諾貝爾獎的壓軸之作，諾貝爾經濟學獎昨日（10月15日）揭曉，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埃爾文羅斯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羅伊德沙普利分享了這一殊榮。此前媒體預測的熱門人選全部落空，因為沒有眾望所歸的大師。
　　一次重大的危機，往往會激發理論的創新。此前兩次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都倒逼出了一個更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經濟學理論。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蕭條推動了凱恩斯主義的出爐，為崇尚放任自由的古典經濟學注入了國家干預、有效需求不足等元素，讓經濟學從微觀走出，衍生出宏觀。自此，政府告別了守夜人的角色，揮舞起“有形的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滯漲”現象，又讓凱恩斯主義從神壇走下，凱恩斯主義無法對“滯漲”做出解釋。於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實現了東山再起，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革命逐漸深入人心，並主導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英美兩國以減弱國家干預為宗旨的經濟改革政策。
　　而肇始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在2010年變種為歐債危機的世界經濟危機，雖然已經有4年時間，卻沒有一個能對此負責的經濟學理論産生，4年總共10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沒有什麼大放異彩的危機解決之道。這讓諾貝爾經濟學獎少了幾分救世主的色彩。面對經濟危機，政治家焦頭爛額，老百姓一臉愁容，經濟學家更是愁容一臉。也難怪英國媒體建議，201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空缺。
　　沒有大師統一江湖，那就只有各自為戰，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金融危機究竟是銀行家太貪婪，有效市場假説是個錯誤，還是美聯儲干預過多，釋放了錯誤信號所致；是高杠桿的錯誤，還是東亞出口主導戰略所致，莫衷一是。至於歐債危機，即使人們看到了問題所在，但囿於選票利益，寧願選擇等死，也不選擇找死。
　　經濟學不同於物理、化學，後者可以在實驗過程中證偽，前者如果證偽，則需要短則數年，多則數十年，以檢驗其理論的可靠性。這讓經濟學難以立刻讓人服膺。在高速發展、高度複雜的現代經濟中，政府的作為是太少了，還是太多了，市場應該如何設計？這一命題愈發重要。而市場設計，正是兩位經濟學家被授予經濟學獎的頒獎詞所提到的關鍵詞之一。只是埃爾文羅斯的市場設計研究，更多集中在微觀經濟層面的市場匹配，而非宏觀層面的機制設計。
　　最重要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大師，應該不在於其理論邏輯的自洽能力有多嚴謹和模型設計有多精巧，而在於其能夠解釋的經濟社會現象，尤其是具有時代意義的經濟社會現象。如果模型化氾濫，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烏托邦學，完美的模型對於不完美的現實世界是不構成説服力的。而2008年危機以來的4年，很遺憾，經濟學仍未有這樣的人出現。或許，所謂大師，就是大師之後再無大師吧。